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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一句顶一万句》看刘震云眼中的平民生存现状
文献综述
- 前言
刘震云的长篇小说《一句顶一万句》河南作家刘震云重要作品之一，分为两部： 《出延津记》与《回延津记》。出版于2009年，上部“出延津记”讲述的是在二十世纪前期的河南农村，一个孤独无助的农民——吴摩西为了寻找与人私奔的老婆，在路上失去唯一能够“说得上话”的养女，为了寻找她，他不得不走出延津；下部“回延津记”记述了吴摩西养女巧玲的儿子牛爱国，同样为了寻找与人私奔的老婆，走向延津的故事。通过叙述这一系列故事，展现了一种刘震云眼中平民百姓身上中国式的孤独感和友情观。作品对长久以来中国人所特有的、深入骨髓的孤独进行了一次透彻的发掘。在此基础之上，透析了百年中国底层人民的信仰、亲情、友情、爱情等问题。在小说中，刘震云以人文关怀为切入视角,试从人物的生存状况、人物的不同形象和精神的孤独三个方面来剖析他眼中的故乡乡民真实生存状态。在这其中，也能发现作家对人物的深情悲悯与期待和隐藏在低调叙事表象下的浓郁乡土情怀。关于刘震云在《一句顶一万句》中的叙事手法和他特有的“刘氏幽默”，又是如何通过这些手法描写平民生存状态，众多学者进行了大量研究。
- 正文
周全星（2011）认为：“刘震云在《一句顶一万句》给读者展现了lsquo;出延津记和lsquo;回延津记rsquo;两个部分，一出一入，既是具有民间性质的族群的故事，也是拥有历史性质的民间史。作者给读者提供的民间史是从全知全能的视角俯瞰民间，讲述过去的民间故事和生活。在这部民间国人的心灵漂泊史中，人口流动率小导致了社区间的往来疏少，乡村间地方性的限制导致了生于斯、死于斯的社会，终老还乡成为了常态。”【1】尽管《一句顶一万句》中没有提及确切的时间节点，但还是可以感受到延津是“乡土中国”的延续，是从“乡土中国”向“现代中国”过渡的缩影。因此，维系着人际关系的是传统的血缘伦理关系，而这种血缘维系的伦理关系，对平民的生存现状产生了不可忽视的影响。贺绍俊（2009）指出：“无论是lsquo;出延津记rsquo;还是lsquo;回延津记rsquo;，讲述的都是以杨百顺这一人物为中心的祖辈血缘关系和伦理关系，这是一种并没有具体目的， 只是因为在一起生长而发生的社会的基本特征。在书中所发生的一系列故事都是处于血缘伦理关系中的人和人、家和家、村和村、族和族的故事，是一种lsquo;熟悉的rsquo;生活，可选择性很小。在这样一种环境下，国家权力控制相对薄弱，表现的是完全的民间社会生活面貌。因此，人物的生存状态，隐藏在各种传统手艺和传统经营运作方式背后的交往方式，通过语言向读者展示了出来，通过这些平民的种种生活，反映出他们那种无法达到心灵上完全沟通的孤独。【2】张谦芬（2014）认为：“《一句顶一万句》的魅力正在于以中国式的故事方式对国人日常生活物质世界与精神世界的忠实呈现。”【3】同时，刘震云特有的“刘氏幽默”，即赋予其民间诙谐文化的鲜明特色，在作品中也淋漓尽致的体现了出来，正是这种幽默的叙事手段，更加鲜明的体现了平民的生存现状。曾军（2012）认为：“从小韩的lsquo;演讲rsquo;、杨百利的lsquo; 喷空rsquo;、罗长礼的lsquo;喊丧rsquo;、县官老史和苏小宝的lsquo;手谈rsquo;到吴摩西、章楚红、牛爱国、曹青娥等人对“最后一句话”的寻找，都显示出刘震云对lsquo;话rsquo;的痴迷。刘震云在《一句顶一万句》这本小说中充分发挥了lsquo;话rsquo;想象力，创造了多种闻所未闻的话语方式，而这些话语方式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便是lsquo;拧巴rsquo;。” 【4】刘震云也正是通过这种“拧巴式幽默”的文学想象和艺术创造方式，生动的展现了他眼中底层百姓的生存现状，包括他们的辛酸、痛苦和悲剧。
王振军（2014）认为：“小说的主题是说话、是语言，小说也就自然把我们由日常的民间生活引向对人的生存境遇的思考，这是《一句顶一万句》的独创，这是刘震云的智慧，也是中国人的智慧。”【5】王永祥（2012）则认为：“追寻说话的真意，无异于捕风捉影。但这只是一个常识性的命题，而且更为客观地说，正是人与人之间说话的“隔”与“不隔”的并存，生活才会衍生出多种可能。”【6】在小说中，刘震云试图通过引车卖浆者这些职业活动“低等”的平民的话语，反应他们活跃和激烈的精神活动，从而反映这群无根者几千年来孤独、寻觅和痛苦。
在原始时代，人类言语活动的心理内涵与人类实际的言语表现之间可能出现过最初的、低层次的统一，随着人类文明理性和语言学的发展，语言与心灵之间产生了裂隙，人们开始在语言与心灵的断层间痛苦的游移、盘桓，用刘震云的话来说就是“原来世上的事情都绕，人们说话时总是“绕着说”，不直接说，而这种“绕”， 在《一句顶一万句》中也存在着。王雪伟（2009）认为：“人生是lsquo;绕rsquo;出来的，因为，无论主动还是被动，在行进者与目标之间，总有关山万里，总被歧路盘绕，以致阻隔重重，而行进者在通达目标的过程中，也总在不断地体验、探寻，这便形成生命之绕。”《一句顶一万句》展示了人生的各种“绕”状。【7】李清霞（2012）认为：“找话成为主体寻找自我的方式，成为主体实现人生价值的方式，主体得到朋友的认可，就意味着得到了社会和历史的认可，这也同时导致了他们的孤独。平民的生活因言语而改变，却因血缘关系又更加孤独，并最终在痛苦中开始新的寻找，这便是刘震云眼中的平民生活。”【8】这种言语也正是引车卖浆者的存在方式，但由于无根感的存在，家乡只是一个模糊的影像，没有实际意义，再加上言语之“绕”，使得这些平民的生存愈加孤独。
赵先锋（2014）从生存世相演绎、人物形象刻画和精神孤独临摹三方面剖析了刘震云对平民百姓的生存状态的关注，对人物的深情悲悯和期待，以及低调叙事表象下的浓郁乡土情怀。在《一句顶一万句》中，刘震云回避了传统的叙事方法，讲述了一群有姓无名的引壶卖浆者的底层农民深刻而又惯常的悲哀，用一种朴实无华的寓言式叙述手法，不动声色的讲述着底层平民百姓的生存世相。通过描写五行八作的乡村手艺人和他们错综复杂的人际关系，探究出沉默的国民斩不断理还乱的精神隔膜和难以排解的精神孤独。在刘震云观察的视角之下，底层平民生活的残酷不仅仅在于生活处境的辛酸，更在于精神孤独的无以言说和表达。【9】通过描写各行各业的平民群体的形象塑造，读者能够更直观清晰地触碰到芸芸众生平静表面下无以言说的精神孤独，这种孤独不仅仅只局限于文化人身上，也体现在沉默的中国农民身上。
另一方面，马云鹤（2010）认为：“刘震云通过这几十万字，生动地刻画了中国人的生存境遇，这种境遇与外国人身上背负的十字架不同，不是宗教，而是语言。在《一句顶一万句》中，刘震云平实、朴素地展示了国人心灵中对知己的寄托，这种孤独而热切的情感,虽然不易觅得,但在国人中特别是在平凡的社群中普遍、长久的存在,成为一种独特的中国式情感。”【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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