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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文献综述
垃圾分类是指按一定规定或标准将垃圾分类储存、投放和搬运，从而转变成公共资源的一系列活动的总称。分类的目的是提高垃圾的资源价值和经济价值，力争物尽其用，减少土地资源的消耗、垃圾处理量和处理设备的使用，降低处理成本，具有社会、经济、生态等几方面的效益[1]。自2019年7月上海市生活垃圾强制分类全面推行，我国开始进入垃圾分类的全面探索和试验阶段，截至2020年底将在46个重点城市基本建立垃圾分类处理体系。2020年11月1日《南京市生活垃圾管理条例》正式发布以来得到了多方的支持和快速响应，然而随着南京市垃圾分类制度的快速推行，诸多问题开始显现出来，垃圾分类源头的投放环节进展不佳、“邻避效应”、出现专职垃圾分类人员以及社区间水平参差不齐等现象亟需解决[2]。
随着网络的不断普及，社交媒体平台及用户数量急剧增加，网民利用这一工具获取信息、发表言论。同时，其在社交媒体上的行为作为社会舆论的表现形式具有公开性和可用性的特点，可以为相关政府部门或其他用户在行为决策或使用服务时提供参考。通过挖掘社交媒体用户的潜在行为模式和基本特征，为政府部门提供多方面和个性化的决策支持，并解决实际存在的现实问题已经成为当今学术界和工业界共同关注的热门话题[3]。因此以社交媒体为突破点，针对垃圾分类开展以来遇到的种种困境寻找有效的居民动员策略，不失为推动南京市垃圾分类活动有序、高效地展开的可行之路。
本章主要介绍国内外垃圾分类和社交媒体动员的相关文献、社交媒体数据爬虫和结构方程模型的应用及其发展，为论文研究方法和技术路线的确定奠定了理论基础。
1.4.1 关于垃圾分类和社交媒体动员策略的研究
国外关于垃圾分类的研究起步较早，Wertz[4]最早关注到居民的垃圾回收问题，从理论上推导了收入、垃圾服务频率、垃圾收集地点和包装等因素的变化对垃圾产生的影响，并提供了这些结果的相关证据，讨论了地方政府政策对资源的影响，但其研究中回避了向家庭提供公共垃圾服务的定价问题；Thomas, Iraia[5,6]等学者进一步拓展了Wertz的研究，对生活垃圾的产生设计了准确的量化方法和合适的回收设施，基于因子分析模型找出了城市生活垃圾产生的相关社会经济特征，进一步揭示出激励与惩罚措施对垃圾分类效果具有直接、显著的影响；Crociata[7]从文化-生态的角度出发，利用家庭行为数据来强调废物回收的决定因素，采用Probit回归模型解释了参加某些文化活动的倾向与遵守废物回收准则和规定的倾向之间存在着很强的正相关关系，表明当文化参与维度作为一个补充因素考虑时，培育“亲环境行为”可以更有效地影响可持续发展政策；近年来部分学者开始将结构方程应用到该领域的研究中，如Wan[8]等鉴于获得的246户香港居民样本数据，以PLS－SEM作为数据处理工具分析预测了民众对于垃圾分类回收不同政策工具支持的关键心理因素，结果表明对诱导性政策措施的支持受态度、过去行为和感知政策效果的影响，而对能力建设政策措施的支持受外部因素和感知利益的影响；最后，Klemescaron;[9]等针对生活垃圾分类管理中现存的挑战，提出在与生活垃圾管理有关的社交媒体平台上整合物联网和订阅账户，利用宣传员与用户的线上足迹资料，运用数据挖掘方法进行多维度的宣传分析，并以微信平台“上海绿色账户”的真实数据为例，为生活垃圾管理的社交媒体动员策略提供参考。
国内关于垃圾分类的研究稍有滞后，随着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制度的全面推行开始呈现爆发式增长。相关研究涵盖了垃圾分类制度演进、对国外垃圾分类经验的学习、居民垃圾分类行为分析以及环保制度的媒体动员等等。
孙晓杰，彭韵，龚文娟[10,11,12]等将中国的垃圾分类发展历程划分为开始（20世纪90年代）、试点探索（2000-2015年）和快速发展期（2016年至今）3个阶段，垃圾分类政策发展历程划分为基于垃圾回收利用的分类收集启蒙（1957-1991年）、生活垃圾分类法律法规制定的初期阶段（1992-1999年）、基于垃圾分类实践的分类标准制定阶段（2000-2015年）、生活垃圾分类制度筹建阶段（2015-2016年）以及生活垃圾分类制度的确立和实施阶段（2017年-至今）5个阶段，现阶段我国已进入到生活垃圾分类的快速发展期和制度的确立、实施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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