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献综述
一、国内研究现状
20世纪90年代以来，LUCC研究在国际上的大量开展，我国积极参与IGBP与HDP科学研究计划，主要在我国粮食安全、土地生态环境问题、典型地区土地利用变化与社会经济关系发展以及典型地区LUCC驱动机制领域进行了大量研究，取得了一些有价值的科研成果，对LUCC的发展做出了一定的贡献。在“九五”期间，我国对全球变化研究项目中涉及了多项土地利用和土地覆盖的研究，通过对我国典型地区土地利用与土地覆盖变化分析的研究，揭示了典型地区土地利用变化规律并研究了土地利用变化的驱动机制。
随着各种技术手段和方法不断创新，研究深度逐步拓展。随着电子计算机和对地观测技术的全面推广，许多专家和学者应用RS和GIS技术，针对不同地区的土地利用变化进行了大量研究。孙希华，李瑞俊等[1]利用GIS技术，基于2000年和2005年的两期TM影像，得到了青岛市土地利用速度和数量的变化数据，进而探讨出青岛市近年来林地面积增量不大，耕地面积大幅增加，草地面积急剧减少，水域面积整体变动不大等土地利用的变化特点。
李忠锋等[2]根据1986年和2000年2期TM影像资料和其它辅助资料，运用人机交互目视解译方法以及地理信息系统的空间分析和数理统计功能，分析了榆林地区土地利用的数量变化、速度变化和区域差异等特征，以及各类型之间的交叉转化情况。
洪军，葛剑平等[3]根据1995年和2005年两期TM遥感数据，运用人机交互式解译法和GIS空间分析法，通过土地利用变化模型，分析了上海市土地利用的空间和数量变化的特征，阐明了土地利用变化的特征，指出了沿海地区土地利用变化的时间和空间分布规律。
我国学者在驱动力方面也做了大量的研究，顾朝林[4]对北京土地利用变化机制进行了研究，得出土地利用变化的驱动因素为资本、土地、劳动力和技术四要素。邱道持，刘力[5]对我国现行的城镇建设用地预测方法的特点以及其不足之处进行了研究，并明确指出固定资产投资和城镇人口增长是拉动城镇建设用地需求的两大因素。摆万奇、史培军、王兆礼对深圳的土地利用变化驱动机制进行了研究，其中，摆万奇[6]认为工业生产是最关键的驱动力，且未来水资源短缺将会大大影响土地利用变化；史培军[7]认为以房地产投资为主的第三产业的发展是重要驱动力。此外，交通便利与否、地形地貌差异及前期土地利用方式是其土地利用变化的主要内在影响因素；王兆礼[8]认为城市建设用地面积变化与外联利用额最有关联性，其次为基础设施投资额，第三产业产值，工业总产值及总人口等。邵晓梅等[9]在对山东省耕地变化的研究中，提出经济发展动态、社会系统压力和农业科技进步是影响其耕地数量变化的三大主要因素。
在驱动力的研究方法方面，广大学者广泛采用定性分析、定量分析以及定性定量相结合的分析方法。张明[10]采用典型相关分析，对榆林地区土地利用结构的各驱动因子进行了定量分析；徐勇等[11]采用多元线性相关分析，对北京丰台区非农业用地扩展的驱动力因子做了分析；祁元等[12]用Logistic回归分析研究了宁夏土地利用变化的驱动力。
二、国外研究现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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