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留守儿童媒介使用与虚拟同辈群体》文献综述
一、农村留守儿童的困境和问题研究
从教育的大环境上来看，对于农村留守儿童的成长困境，学者潘璐在2014年提出：城市导向的经济发展模式促使更多农村劳动力在超经济强制的迫使与诱惑下离开村庄 ，它所带来的是留守儿童的低龄化 、隔代养育的长期化和家庭教育的极度空缺。家庭教育的缺失使得学校教育的重要性更加凸显，可惜，在发展主义和经济至上的政治思维下，教育资源的城市化倾斜，导致农村教育并无法承担儿童成长启蒙者的责任。
从农村留守儿童个体的角度来说，留守儿童的困境主要体现在自我性格缺陷和社会融入障碍。不同于非常担忧留守儿童教育的潘璐学者，叶曼、张静平、贺达仁认为：留守儿童在学业方面与其他类型的学生相比差异并不大,其最易出现的最突出的问题是心理健康与人格发展问题。同理，范方的研究发现：留守儿童们很可能伴有以下人格特点 : 一是乐群性低, 比较冷谈、孤独; 二是情绪不稳定, 易心烦易乱, 自控能力不强; 三是自卑拘谨, 冷漠寡言; 四是比较圆滑世故, 少年老成; 五是抑郁压抑, 忧虑不安; 六是冲动任性, 自制力差; 七是紧张焦虑, 心神不定。
从留守儿童的人际关系角度来看，2020年学者刘群、查贵芳在总结了已有的研究报告之后得出：留守儿童人际交往的问题主要表现在三个层面: 一是与父母的交往,表现为与父母沟通较少, 亲子教育的严重缺失弱化了家庭教育的功能, 等等。二是与监护人 (祖辈或其他亲朋好友) 的交往,表现为监护人将监护责任理解为让孩子吃饱穿暖、不出事,而忽视了儿童的身心健康和人格教育,重视儿童的人身安全但对其是否愿意与他人交往却相对忽视。另外, 还存在隔代教育的问题, 容易造成“隔代抚养模式”下的人际交往问题。三是与同伴的交往, 表现为同伴在留守儿童生活中发挥的作用随年龄的增长而加强, 但也会出现早恋和交友不当等负面效果。
从安全性的角度来说，留守儿童心理上缺乏家庭和学校的疏导和安全意识培养，生理上也缺乏自我保护的能力。学者王泽淮、李翠英、胡昆通过实地调查和大量问卷统计将留守儿童面临的安全问起主要归为以下三方面：1.留守儿童容易受到不法分子的侵害。因为留守儿童的家庭大多主要劳动力外出,社会上的不法分子往往钻上这个空子,对留守儿童家庭实施不法侵害。2.对突发性事件应变自救能力差,偶发性事件频发。在涟源市荷塘镇2005年的5.31特大洪水灾害中,有12位儿童及8位老人惨死于洪水中。这其中大部分死亡人员家庭中的主要劳动力都外出务工,因此,一旦遇到突发性事件,这些家庭几乎无应变自救能力,只能坐等厄运。而溺水身亡、交通事故等对一般人来说的偶发性事件,但在留守儿童身上却频频发生,这样的例子在调查中也不少有。 3.留守儿童离家出走。因为现在城乡信息沟通的日益密切,城市生活的诱惑,加之因情感的孤寂想到外面世界去寻求刺激,最容易导致这些管理失控的孩子离家出走。
二、 媒介和留守儿童的关系研究
2008年学者王泽淮、李翠英、胡昆就发现了新兴互联网媒介对于农村留守儿童的影响并直接指出其接触网吧的负面影响：当前互联网等新兴现代媒体已经渗透到大部分农村,外出务工的父母又大都给孩子足够的零花钱以弥补其对孩子的关爱不够,这就为留守孩子自由出入网吧和各种娱乐场所提供了经济基础;同时,农村孩子缺少公共活动的场所及设施,而电游室、网吧的大门则向他们随时敞开,加之他们缺乏成人的管教或管教不严,因此,沉迷于上网和游戏就成了部分留守儿童课余的主要生活方式。现代传媒除给农村少年儿童带来新的学习、沟通方式之外,其中一些腐朽、庸俗和低级趣味的文化和有害信息也会给留守儿童的心灵带来伤害。
随着时代的变迁以及电子产品的更新迭代，不同时期的留守儿童们主要接触的媒介类型也大不一样。2014年，收看电视成为留守儿童最钟爱的活动之一。电视已内化为留守儿童生活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学者杨靖甚至将电视称为留守儿童的“精神抚育者” 2016年，刘芹芹调查指出：在西部地区留守儿童当中，电视成为他们接触最频繁、依赖性最强的媒介, 接触电视媒介的时间过量且不合理。 对报刊、手机、电脑等媒介接触较少, 接触内容过于偏向娱乐节目, 致使留守儿童的媒介接触种类和内容都严重失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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