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介生态视域下提升县级融媒体舆论引导力研究——以常州市武进区县级融媒体中心为例》文献综述
在2018年8月21日的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提出要“扎实抓好县级融媒体中心建设”，把“引导群众、服务群众”作为建设标准。县级融媒体中心是整合县级广播电视、报刊、新媒体等资源，开展媒体服务、党建服务、政务服务、公共服务、增值服务等业务的融合媒体平台。随后，我国的媒体融合从以传媒集团“中央厨房”建设为主要特征的第一阶段，迈入以基层“县级融媒体中心”建设为主要特征的第二阶段，“县级融媒体”正式确立了“时间表”和“任务书”，开始稳步推进，“机遇”与“挑战”相伴而行。
而主流媒体是指具备一定的规模，具有相当的影响力并代表发展方向的主要媒体。它们依靠主流资本，面对主流受众，运用主流的表现形式体现主流观念和主流的生活方式，以社会主流人群为自己的阅读对象。当前主流媒体在舆论引导方面依然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但是现在面临许多发展困境，比如媒体公信力逐渐丧失、“把关人”缺位、事实核查难度加大、舆论议题更替速度加快等等，因此亟须采取对策提高主流媒体舆论引导力。
媒介生态环境是指大众传播机构生存和发展的环境，它主要由政策环境、资源环境、技术环境和竞争环境构成。新闻媒介作为社会系统的一部分，与其他社会系统存在密切地联系，这种联系的总称为媒介生态环境。不同社会制度的媒介生态环境不同，是由所处的社会制度中的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等各个社会系统所决定。本篇论文将研究视域着眼于媒介生态下，联系我国社会制度的实际情况，试图在构建稳定和谐的媒介生态环境前提下，探究县级融媒体提升主流媒体舆论引导力的发展路径。
纵观国内与国外的同类研究，大致可分为以下几个部分：
一、媒介生态视域下县级融媒体发展现状
郑明士（2020）写的《媒介生态学视角下县级融媒体中心生态位研究》文章中，结合县级融媒体中心建设的时代背景,运用传播学和生态学的理论知识,以生态学为视角,微观上结合分宜县融媒体中心建设的成功典型案列的分析,在总结梳理当前县级融媒体建设中所面临的困境、挑战和存在的问题的基础上,对当下我国县级融媒体中心的生态位的进行分析,在宏观与微观上提出相关生态性建设意见。崔郑怡（2020）写的《媒介生态学视域下县级融媒体中心主要模式的观察研究》文章中，基于媒介生态学的视角，首先审视当前县级融媒体建设过程中所面临的困境与存在的问题，通过引入媒介生态学中“内生态”与“外生态”这一理论框架，发现当前县级融媒体建设过程中存在的各种问题；其次分析当前激烈的竞争环境下，县级融媒体中心建设的基本模式的利与弊，并为解决困境提出相应的对策。王哲（2020）在写的《融媒体人才需求困境与对策研究》文章中，提出发展融媒体目前面临的人才需求困境和融媒体人才需要具备的媒介素养。学界和业界必须实现双方联动，结合本地媒体建设的实际情况，因地制宜，打破人才困境，优化人才队伍。为我国在我国现代传播体系奠定良好基础,培养出一系列优秀的融媒体人才队伍,进一步优化融媒体传播的生态系统。于蕾（2020）在《我国藏区县级融媒体中心建设研究——以甘孜藏族自治州为例》文章中，提出藏区县级融媒体中心的建设不仅影响着当地县级融媒体衷心的发展，更关乎藏族地区的稳定发展与长治久安。首先采用文献研究法和问卷调查法对甘孜藏族自治州当地政府和受众的媒体需求进行调查分析,然后前往甘孜州融媒体中心进行实地调查并对当地工作人员进行深度访谈,深入了解甘孜州县级融媒体中心的建设情况,并基于三圈理论对甘孜州县级融媒体中心的价值圈、能力圈和支持圈进行逐步分析总结存在的不足以及未来发展的对策和建议。陈琛（2019）在《县级媒介融合生态系统的可持续策略——以新疆巴州地区媒体融合工作为例》文章中，基于生态系统理论，从融合障碍与实施效果中探索市县媒体发展之道，复盘多数媒体存在的融合工作误区，分析县级融媒体的核心逻辑，最终形成融合生态的可持续思维定律。在新疆巴州地区的媒体融合工作上，全面深耕用户需求，为各类新闻产品推广提供立体通道，孵化出具有巴州特色的新型主流媒体。作者韩敏敏（2019）在《从“独自探索”到“百家争鸣”——县级融媒体中心建设的问题及对策》文章中，采用文献查阅法和实例分析法，分析我国县级融媒体中心建设中体制、人才、技术、内容、与受众互动等方面存在的问题，并给出相应的解决措施。
从2018年提出“县级融媒体”概念之后，学界和业界在媒介生态视域下对县级融媒体的建设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和不足都进行了研究，并且也有结合少数民族地区和偏远地区的实际情况进行案例分析。但是，大多数是围绕县级融媒体中心的建设方面展开研究，较少关注到县级融媒体的舆论引导力方面。
二、媒介生态视域下主流媒体发展现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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