玛格丽特·阿特伍德长篇小说研究文献综述
- 前言
玛格丽特·阿特伍德(Margaret Atwood)被誉为加拿大“文学女王”,曾先后获得过加拿大总督文学奖、英联邦文学奖、意大利普雷米欧·蒙德罗奖等国际奖项。在著名的英国布克文学奖的评选过程中,先后被提名5次,成功凭借《盲刺客》(The Blind Assassin)加冕,更在2019年凭借《遗嘱》(The Testaments)再次登上了领奖台。阿特伍德出版的作品至今已有五十多部,体裁囊括小说、诗歌、散文,作品涵盖作者对人性、性别、自然等角度深刻的思考和人文关怀。如今,美国的阿特伍德研究协会、流行各地的“阿特伍德研究热潮”、国内部分机构开设的加拿大研究中心,都充分体现了其作品对当今世界的研究意义。
作为《使女的故事》(The Handmaidrsquo;s Tale)的续集,阿特伍德最新获奖力作《遗嘱》却没有继承其叙述视角,而是采用了三个不同身份的女主角第一人称共同叙述的手法。这体现了巴赫金的复调小说理论,各自独立且平等的不同声音共同讲述着一个主题。本文将运用复调的理论,对阿特伍德独具匠心的设计进行分析,试图一窥其美学价值的同时,揭示背后具有警示性的现实意义。
- 研究背景
2.1 国外研究综述
海外对阿特伍德作品的研究从1967年其诗集《圆圈游戏》(The Circle Game)荣获加拿大总督文学奖开始直到现今方兴未艾,发展到现在已有五十余年。自九十年代以后,随着阿特伍德几部重要的长篇小说陆续发表,长篇小说的研究更是成为了阿特伍德研究的重心。历经数十年,国外学者们从女性主义、后殖民主义、乌托邦、加拿大性、生态批评等角度对其长篇小说作品进行了比较细致、全面的解读。其中,女性主义视角的研究比例最大,较为集中。
阿特伍德长篇小说研究中女性主义批评贯穿始终,这离不开阿特伍德的小说创作与全球女性主义浪潮几乎同步的天生优势。1975年,安奈特·科隆德尼(Annette Kolodny)就从女性主义角度出发分析了阿特伍德最早的两本小说,可以吃的女人》(The Edible Woman)和《浮现》(Surfacing),尝试探讨了女性主义的本质。接着七十年代末开始,女性主义精神分析逐渐成为了阿特伍德小说的热点。如著名的阿特伍德研究学者芭芭拉·希尔·瑞格尼(Barbara Hill Rigney)在其《女性主义小说中的疯癫与性政治:勃朗特、伍尔夫、莱辛和阿特伍德研究》(Maddness and Sexual Politics in the Femenist Novel: Studies in Bronte, Woolf, Lessing and Atwood)一书中,从精神分析的角度展线了《浮现》女主人公的女性意识。这股精神分析热潮一直持续到九十年代,至1993年香农·海杰(Shannon Hengen)的《玛格丽特·阿特伍德的权力:精选小说诗歌中的镜像、反思和意象》(Margaret Atwoodrsquo;s Power: Mirrors, Reflections and Images in Select Fiction and Poetry)一书时,可谓是达到高潮。另外,阿特伍德常常被作为当今文坛的著名女性作家与其他女性作家作比较,这种现象到21世纪后愈发流行。如菲利斯·佩瑞克斯主编的论文集《精神的冒险:多丽丝·莱辛、玛格丽特·阿特伍德与其他当代女作家作品中的老年妇女》(Adventures of the Spirit: The Older Woman in the Works of Doris Lessing,Margaret Atwood and Other Contemporary Women Writers),就以女性作家笔下的“老女人形象”作为研究中心进行了横向对比研究。然而这样的研究虽然数量可观,但对女性作家之间的互动关系没有做到足够深入的剖析。
除女性主义研究之外,阿特伍德小说作品研究中后殖民主义、乌托邦、加拿大性、生态批评的研究也各有其重点和成果,其中生态批评文献数量最为可观。从生态批评角度出发的研究要从1977年说起,评论者们在当年由琳达·桑德勒(Linda Sandler)主编出版的第一部研究阿特伍德的论文集《马拉哈评论》(The Malahat Review)中,初步留意到其对荒野和自然的关注。此后,1983年出版的《玛格丽特·阿特伍德:表达、文本和系统》(Margaret Atwood: Language, Text, and System)一书中,阿特伍德作品被从结构主义和后结构主义的视角剖析,解读了其中文明与自然的双重性模式。此后,罗林·约克(Lorraine York)的《多变阿特伍德:诗歌、短篇和长篇小说随笔》(Various Atwoods: Essays on the Later Poems, Short Fiction, and Novels)细数了阿特伍德众多作品主题之间的联系,其中就包括荒野。至此,早期从生态批评角度分析阿特伍德作品的研究,都是建立在其他研究角度基础之上的简单涉及,很少出现深入的探索。直到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末,罗纳德·B·海契(Ronald B. Hatch)的《玛格丽特·阿特伍德、土地与生态学》(Margaret Atwood, the Land and Ecology)和二十一世纪初的香农·海杰(Shannon Hengen)的《玛格丽特·阿特伍德与环境保护主义》(Margaret Atwood and Environmentalism)两篇论文是的阿特伍德生态思想的研究逐渐进入主流。
另外,国外对阿特伍德长篇小说的研究,也有一部分从文体、形式角度进行批评。如雪瑞尔·格雷斯(Sherill Grace)的《暴力双重性:玛格丽特·阿特伍德研究》(Violent Duality: A Study of Margaret Atwood)一文,就认为阿特伍德小说中充满了各种对立的二元论。其中最为主要的也是男性和女性的对立。
2.2国内研究综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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