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镇居民个人医疗支出的影响因素文献综述
摘要：文献综述从城镇居民医疗保健支出增长率超过可支配收入增长率和城镇基本医疗保险基金支出增长率作为出发点，就需求角度而言，论述部分学者就城乡对比而言探究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对医疗保健支出的影响，或是将重点放在农村领域来解释新农村合作医疗推广下农村居民医疗保健支出受影响情况；就供给角度而言，论述部分学者从医疗资源角度探讨医疗保险对医疗保健支出的影响。
关键词：医疗保健支出；城镇居民个人医疗支出；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
一、文献综述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和生活水平的提高，我国居民对健康的需求日益增加，医疗开支随之不断加大。根据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国家中医药管理局2014-2017年统计数据城镇人均医疗保健支出增长率分别为：14.9%、10.6%、13.0%、9.0%和15.1%，根据中国国家统计局2014-2017年统计数据计算，同时间段的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率仅为8.2%、7.8%、8.3%和7.8%，城镇居民在医疗保健上的支出增长率已远超过可支配收入增长率，对于城镇居民来说，医疗保健支出已然成为负担。根据中国国家统计局、中国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2014-2017年统计数据，城镇基本医疗保险基金支出增长率分别为19.6%、14.5%、15.6%和33.9%，足可见近年国家财政对于城镇医疗保险基金的支持。城镇医疗保险基金支出增长的同时，人们的医疗负担却愈显沉重，这说明三者之间存在着矛盾关系。
医疗支出虽也属于消费性支出，但不同于其他类型的消费性支出，因其切身关乎消费者个人生命体征，一般情况下在面对病症时，这种消费类型会具有强制性，即消费者为治病不得不进行消费，不具有选择性。也正是因为其这样的特殊属性，国家为切身保障城镇居民生命安全，大力支持城镇基本医疗保险基金的发展，投入大量资金，但数量越大的城镇基本医疗保险基金没能减轻城镇居民在医疗保健方面的压力，由此而来，分析城镇基本医疗保险基金支出和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对城镇居民在医疗保健上的支出影响变得尤为重要。
尽管我国学者在收入与消费研究方面已经取得了相当的成果，但在研究居民可支配收入对医疗保健支出影响方面涉猎较少，且该领域内的大部分多将城乡对比而言来探究城乡居民收入差异对于医疗保健支出的影响[1]，如在《城乡居民收入与医疗保健支出关系的实证分析》中，通过对样本区间内城乡居民收入和医疗保健支出之间的关系进行实证研究，发现我国城乡居民收入与医疗保健支出之间确实存在较为明显的相关性，并且我国城镇居民的边际医疗保健支出倾向、医疗保健支出对收入的弹性高于农村居民的边际医疗保健支出倾向、医疗保健支出对收入的弹性，说明城市居民支付医疗保险基金的意愿高于农村，文章另有结论显示在长期和短期中，我国城乡居民收入变化对医疗保健支出的影响程度差别较大，短期内的影响程度较小，长期内影响较为明显，意味着提高城乡居民的收入有利于提高城乡居民的医疗保健程度，因此无论增收政策是长期的还是短期的，都会对提高医疗保健支出水平有很大影响。或是将重点放在农村领域来解释新农村合作医疗推广下农村居民医疗保健支出受影响情况[2,3]，认为农村医疗保险的筹额筹资方式使筹资呈现明显的累退性，不断提高的缴费标准主要加重了低收入群体的缴费负担，导致这一问题的主要原因是农村医疗保险采取固定金额缴费模式，筹资机制缺乏公平性，不断增长的缴费额未与不同收入群体的收入增长相协调，并且由于医疗保险基于防范道德风险的制度设计限制了低支付能力群体的制度利用可及性，导致农村医疗保险偿付环节横向上提高了对低收入群体的补偿水平，但在纵向上恶化了低收入群体的收入分布。也有研究在特定群体中，医疗保险对医疗保健支出影响，这种情况下多选择老年人这个特定群体[4]，研究指出城镇老龄化程度的提高可显著增加医疗支出，而农村老龄化程度的提高并不会增加医疗支出，甚至导致自费医疗支出下降，表明农村老年人口的医疗服务需求并没有得到有效满足，此外，我国作为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在老龄化影响医疗支出机制存在不同，在发达国家，由于经济较为发达，老年人口的医疗保障较为健全，老龄化程度的增加会引致医疗支出的快速增长，在我国，由于城乡二元结构的存在，农村地区医疗资源供给有限，医疗保障体系较为薄弱，老年人口收入水平较低、支付能力低，老龄化程度的提高并不会导致医疗支出的增长，因此，与发达国家更加注重控制医疗费用不同，我国在采取各种措施控制医疗费用快速增长的同时，要满足农村老年人口医疗服务需求的释放，允许农村医疗支出存在快速增长的可能性，具体问题进行具体对策，保障农村老年人口的切身利益，这也是我国国情的特殊性决定的，因此，老年人口这一特殊人群，在城镇居民医疗保险支出和居民可支配收入的问题分析上而言，是较为特殊的存在。
在深入探究城镇医疗保险对于城镇居民医疗保健支出影响时，有学者将医疗保险对于医疗支出的影响划分为“释放效应”与“减负效应”[5]，该学者将释放效应定义为因医疗保险不断释放出人们因支付能力限制而无力实现的医疗需求，从而提升人们因医疗需求得以满足而获得的福利水平；将减负效应定义为医疗保险水平的继续提高，从而引发医疗支出中的个人支付部分的下滑，降低个人医疗支出总体水平的作用，研究发现，在医疗保险达到一定水平之前，表现出的是“释放效应”，只有当医疗保险达到一定的水平，越过“释放效应”的临界值以后，医疗保险水平的继续提高才会使医疗保险冲破“释放效应”而进入“减负效应”。而东部地区的医疗保险水平已经起到了降低城镇居民个人医疗支出的作用，出现了医疗保险的“减负效应”，而西部地区收入和医疗保险的关联效应不显著，较低的收入水平无法有效推动医疗保险“减负效应”的 实现。因此，此类实证分析作用于城镇居民上更为明显，说明在城镇居民中，医疗保险与医疗保健支出有较多深层次原因可探究。
另外也有学者从医疗资源的供给角度探讨医疗保险对医疗保健支出的影响[6]，首先得明确一个概念——“医疗资源利用的均等化”，即医疗资源利用的公平性，是指城乡居民不会因为支付能力、社会地位等因素的限制得不到必要的医疗服务。尽管我国已经建成了覆盖城乡的医疗卫生服务体系，但仍然广泛存在医疗资源配置不均衡、布局不合理等问题。虽然城乡居民医疗资源利用差距逐年缩小，但是同期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并没有明显减小，实际上，农村居民医疗保健支出的负担越来越重，农村居民人均消费支出中用于医疗保健支出部分的增长速度明显快于城镇居民，从这个结论来看，在根本上还是要缩小城乡收入差距，提高农村居民的收入水平和消费能力。另外，城乡居民医疗资源利用地域特征明显，经济欠发达地区与优势医疗资源过度集中地区均存在城乡医疗资源利用差距过大的问题，尤其是以经济欠发达地区为主，这说明应继续推进医疗资源配置均等化政策。经济发展水平变化是增加城乡居民医疗资源利用的最主要因素。经济发展水平变化对城镇居民医疗保健支出的累积贡献达到968.31%，对农村居民医疗保健支出的累积贡献为 681.75%。在经济发展快速、医疗资源获取便利的城镇，经济发展水平变化对医疗保健支出的影响更为突出。可见，二元社会结构不但制约了农村地区的经济发展，也限制了农村居民对医疗资源的利用。总之，该研究认为推进医疗资源利用的均等化，需要缩小城乡间、地域间的经济收入差距，还需要调整医疗资源的配置和布局结构，提高医疗资源利用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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