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淡淡”背后的复杂文思——汪曾祺晚年小说论文献综述

 2022-08-18 10:55:45

汪曾祺研究综述

摘要:学界对汪曾祺的研究主要有以下方面:1.从文本入手分析汪曾祺创作风格:从文体、语言、思想等角度进行文本解读,此外还涉及汪曾祺不同时期创作的对比及与其他作家风格的比较;2.从生平入手研究汪曾祺创作风格成因:家庭教育影响了汪曾祺的心性,学校教育让汪曾祺接受了中西文化的双重熏陶;汪曾祺一生因求学、工作辗转多地,因而其作品体现了多种地域文化;战乱中求学,肄业后生活无着,以及“文革”中的特殊经历也都影响了汪曾祺的创作风格。

关键词:汪曾祺;文本研究;创作风格;综述

一、文献综述

汪曾祺是一位有一定文学史地位,而更深受广大读者喜爱的作家。他自1941年起开始发表作品,成名于20世纪40年代,“文革”期间参与过“样板戏”的创作,大量创作则是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相比于一些恢复创作后已力不从心的作家,汪曾祺在创作上显得较为幸运,他在“文革”结束后依然有精力投入创作。1979年11月,时年59岁的汪曾祺在《人民文学》上发表了复出后的第一篇小说《骑兵列传》。此后的十八年中,汪曾祺持续创作,涵盖诸多文体,直到1997年去世。

自汪曾祺复出后持续至今,学界对汪曾祺的研究,已有近四十年的积累。有关汪曾祺的研究论文数量上呈逐年波动上升的趋势。王干在《被遮蔽的大师——论汪曾祺的价值》[1]一文中说:“我们一直呼唤大师,也一直感叹大师的缺席。但有时候我们常常容易忽略大师的存在,尤其是大师在我们身边的时候,我们会选择性地失明。有一个作家去世十八年了,他的名字反复被读者提起,他的作品被反复重版,年年在重版,甚至比他在世的时候,出版的量还要大。我们突然意识到一个大师就在我们身边,而我们却冷淡了他,雪藏了他。他就是汪曾祺。”该文还论述了汪曾祺被遮蔽的原因。

近四十年来汪曾祺能够不被遗忘并被持续讨论,一方面因为其作品本身质量较高,具有研究价值;另一方面,汪曾祺拥有数量较大的读者群体,其作品有很大市场,不仅畅销并且长销。例如散文集《人间草木》截至目前有不下十个版本,其中销量较高的几个版本的豆瓣评分在8.7到9.1之间[2],充分体现了读者的认可。回顾此前的汪曾祺研究,主要是从以下两个方面展开的:

(一)汪曾祺作品文本的研究

  1. 小说与散文研究

汪曾祺的创作以小说和散文为主,学界对汪曾祺小说和散文的研究主要涉及文体、语言、思想三个层面。文体上,汪曾祺试图打破小说和散文的界限,其小说有具有散文化的特点。汪曾祺苦心经营的不是结构的严谨, 而是结构的“随便”,将传统小说的情节结构、悬念、巧合、戏剧性冲突等结构手法彻底淡化。[3]语言上,汪曾祺的小说以诗化的语言著称,以《受戒》为例,其语言朴素、简洁且具有语音魅力[4],“内在潜藏的文化成就了语言的外在张力”[5]。思想上,汪曾祺的作品具有“异质性”——“文革”结束后,所有人都在控诉、反思,而汪曾祺却以《受戒》、《异秉》、《大淖记事》、《岁寒三友》等描写真醇的日常生活的小说,从大量思想轰动、艺术粗糙的伤痕小说中脱颖而出,唤起了广大读者对传统社会的温馨想象。[6]这些作品虽深入人心,但也有读者形成了某些表面化的理解,甚至一定程度上误读了汪曾祺。摩罗在《悲剧意识的压抑与觉醒》一文中指出:“对于汪曾祺的创作 ,已经形成了一个相对稳定的批评模式hellip;hellip;这种批评模式曾经拥有足够的合理性和有效性hellip;hellip;但是 ,任何模式一旦形成 ,即具有封闭性 ,它将在封闭中自我生长直至走向僵死。而对对象的概括必定妨碍着人们对对象的丰富性的认识与感知。”[7]卢军的《影响与重构——汪曾祺小说创作论》一文也指出,“评论界对其小说创作已基本形成定论:传统作家,京派传人,逃避政治、远离启蒙,热衷乡土,无视悲剧,和谐风格等。这当中存在许多误读。且忽视了在现代文学与当代文学的lsquo;断而复续rsquo;中,汪曾祺是一个不可或缺的联结点,他的创作的现代性对八十年代以后的现代小说高峰的到来有着潜在的影响。”[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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