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国民幸福指数的文献综述
背景概述
GDP(即通常所说的国内生产总值)作为国民经济核算体系中总量核算的核心指标，只考核单纯的经济增长，而忽视了社会、人文、基础教育、公共设施、能耗、环境生态等指标。尽管我国改革开放30年来取得了很多举世瞩目的成就，但人民生活幸福度并没有随着生活条件的改善而显著提高，收入水平差距在扩大，生活的成本逐渐提高，生活压力也与日俱增，就会导致社会问题及心理疾病的蔓延，幸福感自然就会下降。如果单纯看到经济的乐观增长，而忽视了了人民的幸福水平，就会背离经济发展的终极目标，最终只能适得其反，事与愿违。所以衡量国家的生活条件状况，不能单以GDP来作为衡量目标。虽然“幸福指数”和“幸福”已经成为现在一个热度很高的词，但是，相当多的人仍然对“幸福指数”的涵义及“幸福指数”的测评体系，应该包括哪些指标依然存在很大的争议。本文对国内外相关文献的主要观点做一个简单的综述。
国民幸福指数的由来与发展
对于幸福的理解,古今中外的圣哲先贤均有精辟论述。中国《尚书》中有五福之说:“五福:一曰寿,二曰富,三曰康宁,四曰攸好德,五曰考终命。”古希腊亚里士多德认为“幸福就是灵魂的一种合乎德性的现实活动。”但是关于幸福的评价计算方式却出现在近代。最早提出者当属美国经济学家萨缪尔森,他认为幸福=效用/欲望。这就是说,效用越大,欲望越小就越幸福。他列出影响效用的因素有:物质财富、健康状况、生活环境、社会公平、人的尊严和自由的实现;影响欲望的因素为:人的个性、人生观、忍耐力、内在修养等。
最早使“幸福指数”这一概念量化成为指标体系的是南亚国家—不丹,20世纪70年代， 不丹国王提出并付诸实践国民幸福总值的指标。他认为政策应该关注幸福，并应以实现幸福为目标。他提出，人生基本的问题是如何在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之间保持平衡。在这种执政理念的指导下，不丹创造性地提出了由政府善治、经济增长、文化发展和环境保护四级组成的“国民幸福总值”（GNH）指标。不丹国王提出GNH时并不引人注目，然而20多年的实践已经引起全世界瞩目。在人均GDP仅为700多美元的南亚小国不丹，国民总体生活得较幸福。“不丹模式”引起了世界的关注。世界上不少著名的经济学家把目光投向这个南亚小国，开始认真研究“不丹模式”。
当前国内外国民幸福研究包括:
(1)宏观国民幸福研究领域。不丹模式的NHI指标是这一理论与实践的典型代表,它由经济增长、环境保护、文化发展、政府善治四大支柱组成。诺贝尔奖获得者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心理学教授丹尼尔·卡尼曼和黄有光、奚恺元等行为经济学家对经济、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物质和货币增长与幸福快乐的关系进行了研究。2005年全国两会期间,中科院院士程国栋提交了《落实“以人为本”,核算“国民幸福指数”》的提案,建议从国家层面上构造由政治自由、经济机会、环境保护等六类构成要素组成的国民幸福核算指标体系。
(2)城市幸福研究领域。美国《福布斯》杂志发表2005年度“税负痛苦指数(Tax Misery Index)”调查报告,它是根据公司所得税、个人所得税、雇主社保金、雇员社保金、消费税以及财富税6项加总得出。在我国,蒋薇发现1985年至2000年的GDP扣除损失、成本和生态赤字后,实际年均增长率为6.5%。2004年奚恺元与《望东方周刊》对中国六大城市幸福指数的测试,以及2004年10月零点调查公司对全国7个大中城市、7个小城镇及8个行政村的调查,都支持世界价值研究机构的观点。盖洛普发现,从1994年起,中国消费者的总体满意度在过去十年内呈先升后降的趋势。2004年2月,中国社会科学院的调查报告显示,非货币因素使中国的城乡收入差距已居世界前列。面对这些困境,迫切需要我国学者认真反思改革开放以来的发展观。2005年4月,深圳在全国率先完成“城市文明指数评价指标体系”的编制。2006年初,由客观统计指标和主观评价问卷组成的“和谐深圳评价体系”在深圳社会科学院完成了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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