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经济形式下常州服装行业出口贸易工作的反思与探索文献综述

文献综述

一、 FDI理论概要

FDI英文全称为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即外国直接投资。FDI为现代资本国际化的主要形式之一，因为不同研究机构和学者的关注重点不同，对其定义有所差别。

部分研究机构和学者强调对外直接投资的“控制权”问题。例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定义FDI是，“在投资国母国以外的国家或地区所经营的企业中拥有持续利益的一种投资，目的是对该企业的经营管理拥有有效的发言权”。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认为FDI是，“一国的居民或者实体（例如直接投资者，母公司等另一国的企业建立长期关系，获取长期利益并对之进行控制的投资。”(世界投资报告，1995)《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定义FDI是，“涉及到工厂和工地等生产资料所有权”或“股票所有权使股东控制了厂商的经营活动的投资。”中国商务部及国家统计局联合发布的《对外直接统计制度》中定义FDI是，“国内投资者以现金、实物、无形资产等方式在国外及港澳台地区设立、购买国外企业，并以控制直接投资者对投资企业具有足够的控制力，中国目前遵守的是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10%的比例界定。部分学者认为对外直接投资的本质在于“经营资源”的跨国转移，尤其是企业的无形资产。例如，日本学者原正行（1992）认为的国际直接投资是“企业特殊的经营资源在企业内部的国际间转移”^[1]，小岛清（1981）将国际直接投资定义为“那些向接受投资的国家去传播资本、经营能力或是技术知识的经营资源综合体。”^[2]

国内学者也从各个方面对对外直接投资进行了定义，卢进勇（1997）认为对外直接投资是“以控制国外企业经营管理权为核心的对外投资”；^[3]伍贻康和张幼文（2000）认为对外直接投资是“组织国际生产的主要因素，是生产国际化过程的源头”；^[4]李东阳（2002）认为对外直接投资是“一个国家或是地区的对外直接投资者通过将垄断优势跨国转移，获得其部分或全部的国外经营控制权，以实现最终目标与直接目标相统一的长期投资行为” ^[5]；张继康（2004）认为对外直接投资是“居民以一定生产要素投入到另一国并相应获取管理权的一种跨国投资活动。” ^[6]

对外直接投资不同于外国投资组合，这在于一个投资是在没有业务控制的海外业务中发生，不过有通过股息、资本收益等获得投资收益流的概念。因此mahiti（2012）认为，外国直接投资是民营资本（即物质或财务）、技术人员、品牌获得途径、营销优势转移的主要方式^[7]。

综上所述，对外直接投资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定义的，一是投资动机，即获取长期利益；二是经营资源的跨国转移；三是获得对投资企业的控制权；四是国际经营的长期性。在总结以往定义的基础之上，我们认为对外直接投资是，一个国家或是地区的投资者将以无形资产为核心的经营资源实现跨国转移，并获取对外投资企业长期经营权，以实现其长期投资目标的一种跨国经营行为。

PAULFURAHA （2013）在研究相关问题时提出FDI根据不同标准可别进行分类。其状态有流量和存量之分。FDI流量指但为时间内（一般为一年FDI的量。FDI 存量即一段时间内FDI的累计值。针对FDI流动方向又可以分外国资本进入IFDI和本国资本流出OFDI。^[8]

二、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发展现状

刘滨（2012）归纳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发展可大体分为四个阶段：第一阶段自1979年至1983年，为自我探索阶段，当时国家政策倾向于扩大出口及引进外商投资以赚取更多外汇，直到八十年代初，我国开始重视企业的对外投资政策，当时对外投资的企业不是很多；第二阶段为发展起步阶段，一直延续至1991年。 1984年我国对外投资步伐加快，投资总额翻翻增长，我国开始颁布各类管理规章规范对外直接投资项目，同时，相关理论也发展起来得以对我国企业对外投资给予理论支持；第三阶段为发展调整阶段，随着我国“走出去”战略阶段性的发展，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呈快速增长态势；第四阶段从1999年至今，对外直接投资规模加快扩大，这主要得益于境外加工贸易的迅速增长。^[9]

刘阳春（2008）分析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动因是指出，可分为国内外因素。国内因素主要是我国数量庞大的外汇储备、人民币升值、国际资源再分配、国内产业优化升级以及我国的政策鼓励；国际因素主要是规避贸易壁垒、各国对外来投资的强需求以及金融危机下的低并购成本。^[10]

姚枝仲和李众敏（2011）指出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从2003年开始急剧扩张，至2009年成为世界第五大直接投资大国，不仅如此，中国从FDI流入量最大的发展中国家转变为FDI流出量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即便金融危机影响颇大，国际资本流动减缓，我国对外直接投资额始终保持增长。目前而言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保持高需求。^[11]

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具有鲜明的特点，针对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产业选择，刘宁（2006）年提出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产业选择集中化，非金融类投资主要分布在采矿业和第三产业，二者占比70%-90%。而第三产业中的行业选择由集中在商务服务业、交通运输业以及批发零售业。^[12]在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上，邹婷、刘辉煌（2010）发现同样也表现出集中化特征，根据产业地理集中度指标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去为集中度的测算表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区位集中度很高，值得注意的是在国家和地区之间的分布非常地集中；而各大洲的集中程度相较而言，亚洲、拉美分列一二，非洲最低。^[13]从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投资主体来看，张慧（2014）发现，中央政府企业（包括国有企业、国有资本控股的有限责任公司和股份有限公司)的投资额占比很高，达六成以上，大型国有企业始终居于主导地位。不仅如此，此项比重自2003年以来呈持续上升趋势，比较而言地方企业、民营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额占比比较低，这也体现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各主体占比不平衡。^[14]

纳森（2015）提出近年来，中国经济的加速增长和更加占优势的开放已经使他们在全球经济中成为一个日益重要的成员。自1990以来，中国经济增长率几乎达到10%。虽然中国的全球产出和贸易配额仍然落后于他们的世界人口配额，这些数据都有明显增加。中国在全球舞台上变得越来越重要，这已经引起了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注意。在后者的情况下，中国对于其他国家的影响特别是亚洲和其他国家，还有最近的拉丁美洲一直是人们关注的焦点，但是现在对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的影响还很小，尽管实际上，自1990以来中国和非洲国家之间的贸易增长显著，在过去的几年里，中国还成为该地区外国直接投资（FDI）的来源。^[15]

三、 南非经济增长研究

杜琼、傅晓冬（2014）在《当前南非经济形势分析及展望》中提及南非从本世纪初开始进入较快的增长周期，但在国际金融危机后经济增长的势头呈现明显减弱。^[16]Arora和Bhundia（2003）南非从1994年废除种族隔离制度之后经济发展取得了较大成就，主要表现在GDP的高增速。^[17]Fedderke和Simkins（2012）发现在这段稳定增长周期内，其制造业和采矿业以高增长率成为南非经济发展的支柱产业，此外，金融业、房地产业及批发零售业也在此期间取得较快的发展。^[18] Edwards和Alves（2006）分析指出南非经济的日益发展使得南非与世界经济的联系日益加强。南非不仅矿产资源丰富，而且其制造业水平处非洲范围发达水平，其出口产品主要以煤炭、金矿、铁矿、钻石等自然资源为主，还有一些高附加值的产品，比如机械、汽车加工产品。^[19]关于南非的进口贸易，韦晓慧（2013）研究分析出南非大量进口石油、石化产品及高附加值的电子和机械类产品，其主要进出口贸易伙伴为中国、美国、日本、德国、沙特阿拉伯、英国等国家和地区。^[20]

关秀丽（2016）指出国际金融危机结束后虽然南非实现经济复苏，然而2012年到现在经济增长趋势明显减弱，外有欧债危机，内有工人罢工，南非的经济增速下降至2012年的2.5%。发现此后南非经济增长持续放缓，南非央行预测，2015年南非经济增长率达2009年经济衰退之后的最低值，仅为1.4%。^[21]

王芳和涂永红（2014）指出南非在经历外贸增速超20%的繁荣期后，2012年出现逆转，经常账户逆差与财政赤字扩大，2013年南非的贸易逆差在2012年基础上增长98%，同年政府财政赤字占GDP比重达5.4%。^[22]此外，曾湘泉等人（2015）于研究中指出南非长期处于高失业率状态，以至于劳资矛盾激化，时常有罢工游行事件发生，2008年至2013年间，南非失业率一直处于21%以上，大多数时间高于23%，峰值时达25.7%。^[23]不仅如此，Brucebrand（2015）指出兰特持续剧烈贬值，与年初相比，其贬值幅度最高达18%。^[24]付俊文等人（2012）发现南非资本市场处于大幅度波动状态，外国对南非股票及债券市场的净购买额从2012年的852亿兰特降为2013年的13.29亿兰特。^[25]Uuml;nver和Doğru (2015)提出因为经济结构性矛盾以及脆弱性明显，南非与印度尼西亚、巴西、印度、土耳其被公认“脆弱五国”（Fragile Five）。^[26]

四、 FDI与经济增长的关系研究

自从 Hymer 在 1960 年首次以理论形式提出了以 FDI 为基础的研究方向以来，FDI 的吸收与东道主国家经济发展的关系受到了众多研究学者的关注。在上个世纪众多学者的研究报告中显示，FDI 确实对发达东道国的经济发展起着重要的影响，但是对发展中国家的 “溢出效应”却存在多样影响。^[27]MacDougall（1960） 在研究外商投资对东道国经济福利影响时，首次提出了“溢出效应”概念，并把扩散效应视为 FDI 一个重要现象。^[28]随着溢出效应概念的出现，学者对于外商投资与东道国经济发展的研究出现了一个新的视角，对 FDI 溢出效应的研究越来越丰富，尤其对于很多发展中国家而言，FDI 与金融市场发展完善有着非常紧密的关系。 对此，很多专家学者就 FDI 是否存在溢出效应做了研究，得出了不同的结论。

Cantwell （1999）对 FDI 的溢出效应的行业性作了研究，他认为 FDI 的溢出效应在东道国是一定会出现的，但是金融环境对不同行业的影响效果不同，并不是所有的行业中 FDI 的溢出效应都是非常明显。Cantwell 于 1955 年—1975 年间，利用欧盟国家在美的跨国公司进行投资分析，报告表明美资企业在一部分行业内产生了溢出效应，溢出效应并未涵盖所有行业，并且产生溢出效应的行业主要是一些技术差距较小产业。根据这份报告，Cantwell 的观点是 FDI 在一些技术差异比较小的产业中并没有反映出非常明显的溢出效应。^[29]而 Cantwell 的观点并未被 Aitken 和 Harrson（1999）所认同，他们在一份委内瑞拉当地企业调查研究报告中指出，委内瑞拉本地企业的劳动生产率与该产业内的外资企业劳动生产率所占比例呈负相关关系。研究表明，在合资企业中，企业的生产效率与外资股权所占的比例正向相关，当外资股权比重越大企业的生产效率越高。Aitken 和Harrson（1999）同时指出这样的结果并不能说明外商投资能够产生溢出效应，因为伴随着外资而产生的效率的提高以已被合资企业内部消化，并没有外溢到产业内的其他本地企业。从 Aitken 和 Harrson 的研究表明，FDI 的溢出效应对于生产力还是有正相关作用，并未对不同技术产业有特别大的影响作用。^[30]

Kokko（1996）认为 FDI 溢出效应与产业差异或者行业差异并无太大关系，他的研究表明 FDI 的溢出效应和东道国的技术吸收能力呈正相关的影响关系。在 Kokko(1996)对墨西哥和乌拉圭两国制造业的研究发现，FDI 溢出效应依赖于东道国企业对新技术的吸收能力，东道国企业对新技术的接受能力越强则产生的溢出效应越大，企业落后的技术水平严重阻碍了 FDI 溢出效应的产生。在他对乌拉圭的研究表明，东道国市场导向型的外资企业相较于出口导向型外资企业对当地本土企业的生产效率有显著正影响，可能原因之一市场导向型的外资企业与当地企业之间存在着更为直接的竞争关系。Kokko（1996）的研究成果证实了东道国吸收能力和技术水平的高低决定了 FDI 在东道国家的溢出作用大小。简而言之，在技术发展完善和金融市场竞争力强的地区，FDI 的溢出效应就相应的大。^[31]

从不同的学者的研究中也发现，FDI 在不同国家、不同地区的溢出作用也不同。对于这个结论，有学者通过经验数据研究予以一定的支持。Balasubramanyam 和Salisu（1996）利用 46 个发展中国家的综合截面数据作为基础，同时借鉴一个新增长理论框架，来检验基于不同发展中国家的不同贸易体制下，FDI 对于各国经济增长起到的作用。^[32]结果表明，在不同的贸易政策体制下 FDI 对于东道国的经济增长在一定程度上具有正向促进作用，同时 FDI 对采取外向型贸易政策的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的正影响要大于采取内向型贸易政策的发展中国家。

对比国外的研究，国内学者对于 FDI 溢出效应的研究大多是以发展中国家的视角出发，更进一步说是从中国本土的经济发展的视角进行研究。主要通过实证分析来讨论 FDI 的引入对于经济增长的作用。

何洁（2000）从联动效应出发，对1993-1997年FDI对我国工业部门外溢效应的影响做了考察，发现FDI的外溢效应的发挥是被当地经济发展水平所制约的，外溢效应对经济发展的正向促进作用是建立在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基础设施的完善、自身技术水平的提高和市场规模扩大的基础上。^[33]任永菊和张岩贵（2003）分析FDI对我国经济增长的贡献时，考察了金融市场的发展对我国利用FDI的影响，认为金融市场能够促进FDI潜力的发挥。^[34]王永齐（2006）认为，FDI的增加将对经济增长产生促进作用，其效应取决于FDI所内含的技术和知识的溢出转化为现实的程度，这有赖于一个国家金融市场的效率水平、金融市场的效率越高，FDI的溢出效应就越充分，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也就越大，他也证实了金融市场在FDI促进中国经济增长过程中确实起着连接作用。^[35]樊少华（2013）选取中国和南非为例采用Cobb-Douglas生产函数、协整检验法来分析FDI与东道国经济增长的关系，实证检验出FDI的流入存量促进了两国的经济增长，但是程度不一。^[36]

纳森（2015）分析指出外国直接投资（外国直接投资）已被视为在发展中国家促进经济增长的一个主要刺激要素。它具有处理两个主要障碍的能力，即金融资源和技术技能的短缺，这使它成为政策制定者关注的中心，在低收入国家尤为如此。不管FDI流入引起的至上地位，流向发展中国家和世界的FDI总的来说持续了多年的下降趋势。下降趋势含蓄地暗示着吸引FDI的竞争加剧，因为发展中国家都在创造有利的环境吸引外国投资。^[3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