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关联对上市公司环境信息披露质量的影响研究文献综述

1. 文献综述（或调研报告）：

近年来，地方政府官员为了获得财政收入或晋升机会，放松环境管制，纵容企业采取低成本、不环保的生产方式，在推动经济增长的同时也造成了大量的安全事故和环境问题。现有文献对这类现象给予高度关注。聂辉华和李金波（2006）首次将地方政府为了政绩而默许、纵容企业选择“坏的”生产方式来发展本地经济的这类现象称为“政企合谋”，同时指出在以 GDP 为主要指标的官员绩效考核制度和财政分权制度下，由于有关生产成本的信息是不对称的，地方政府和企业之间的合谋（collusion）是导致高增长率与高事故率并存的原因。姚圣（2011）认为企业政治关联的本质是不同的制度环境在企业及其高管行为方面的最终体现，原因在于政治关系被视为法律保护、政权稳定等机制的替代品。

从政府角度来看，在影响地方政府和污染企业形成合谋的因素中，地方领导持续的影响力（政策的连贯性）和企业经营所在地区的法制环境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梁平汉、高楠，2014）。地方领导在任期间，或多或少会受地缘的影响，和地方企业或者利益集团形成“人情网”和“关系网”（陈刚、李树，2012）。

从企业角度来看，企业会利用政治关联的“关系资源”逃避环境信息披露责任，说明我国企业环境信息披露存在机会主义行为（李恬、李强，2018）。武剑锋等（2015）指出由于环境信息披露受到很多利益相关者的压力，企业倾向于提高环境透明度以粉饰其环境不作为，此时环境信息披露成为企业狡辩的途径，可以被用于抵御或缓解政府的环境规制压力。当政府加强对某方面的管制时，企业为了降低运营成本，会加强政治关联以应对政府监管（陈华、王海燕、梁慧萍，2012）。

对于政治关联的影响，现有文献存在两种对立观点，支持观点认为：政治关系有助于企业获得关键资源，如银行贷款（Khwaja and Mian, 2005；Faccio, 2006），较低的税率（Adhikari et al.,2006；Wu et al.,2012），并提供产权保护（Zhou,2013）。由于政治关联的企业与政府有一定的“血缘关系”，可以获得更多政治优势和政策扶持，这些资源给企业足够的动力实施环境管理。作为积极的正反馈，企业会主动披露更多环境信息（武剑锋等，2015）。Faccio（2006）发现，在企业的管理者建立政治联系后，企业价值显著上升。另一种反对观点认为：政治家要从企业政治关系中获取租金，具有较强的动机帮助企业粉饰财务报告，从而影响企业所披露的会计信息质量（Ball, et al, 2000）。Chaney等（2007）的研究表明政治关联企业的会计信息质量显著低于非政治关联企业。此外，公司可能通过其政治关系贿赂地方政府官员，以形成强大的利益集团，并逃避环境法规和处罚（Cui Zhang，2017）。

从现有文献研究结果看，可以认为政治关联对企业来说是一把双刃剑，对企业既可以产生有利的影响，也可能产生不利的影响。聂辉华（2015）指出政企合谋一方面带来了高增长，一方面造成多事故，如果合谋经济增长速度更快，那么通过合谋方式带来后果更多，事故更严重，大量矿难之所以发生就是地方政府为了政绩默许或纵容一些煤矿采取不安全、不环保的生产方式。姚圣等（2016）认为政治关联通常具有“扶持之手”和“掠夺之手”的双重作用。

1. 方案（设计方案、或研究方案、研制方案）论证：

4.1实证假设

首先，政治关联代表了一定程度的腐败和低效，是企业逃避环保投资和环境监管的手段（武剑锋等，2015）。姚圣（2011）发现对已经建立了政治关联的企业而言, 基于企业机会主义行为特征往往都会选择较少地或者较晚地披露环境信息，特别是在企业环境业绩低下的情况下，这种机会主义行为表现得更为明显。

其次，根据部门利益理论，政府规制可以看作特殊利益集团寻租的结果，政府官员为了提升政绩而放松对企业的环境管制，其政绩诉求是环境污染事故频发的一个原因。

最后，政治寻租需要额外成本，导致企业压缩环境信息披露成本。Ball等（2000）认为，政治关联背后暗含着较高的关系维护成本，企业虽然能从政治关系中获得利益，但要支付相应的租金。企业面临较大的成本压力时，将会更少地进行环境保护投入，在环境信息披露方面的表现也可能较差。基于以上分析，本文提出假设1

假设1：整体水平上，重污染行业上市公司高管政治关联程度与环境信息披露水平负相关。

根据所有权性质划分，我国上市公司可以分为国营上市公司和民营上市公司。合法性理论认为企业的经济问题不能孤立地进行研究，而应当在政治、社会与制度的框架内讨论（Gray et al.,1996）。

国有上市公司由于其特殊的股权性质，有着天然的政治联系，得到政府的大力支持，享受诸多优惠政策。合法性理论认为，企业进行社会责任信息和环境信息披露是为了赢得社会公众的更多尊重，或者让企业的各项活动都合法化，包括社会、政治和环境方面的活动（李力、刘全齐，2016）。基于这一理论，国企为了树立良好的企业形象而主动承担社会责任，往往会比民企更加注重环境信息的披露。反观民营企业，为了追求自身利润最大化，更愿意谋求政治联系来逃避监管，减少环境信息披露内容，掩盖成本低、高污染的生产方式，以达到经济高增长。因此，政治关联对民营上市公司环境信息披露的负面影响比对国有上市公司影响更大。基于以上分析，本文提出假设2

假设2：在重污染行业内，相比国有上市公司而言，民营上市公司的政治关联度与环境信息披露指数的负相关性关系更强。

4.2样本选择和研究方法

4.2.1 研究样本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2008年发布的《上市公司环境信息披露指引》以及环境保护部2010年发布的《上市公司环境信息披露指南（征求意见稿）》，本文选取2015-2017年沪深两市A股重污染行业上市公司作为研究样本，同时剔除ST、lowast;ST公司及所需研究数据不齐全的样本公司。

4.2.2 研究方法

为了检验上述假设的正确性，建立回归模型：

其中被解释变量为环境信息披露质量（EID），解释变量为高管政治关联（PC），变量定义与计算方法见表1。

表1 变量定义表

同时，参考已有文献，本文加入以下变量作为控制变量：公司规模（Size）、盈利能力（ROE）、资产负债率（Lev）、股权集中度（TOP1）、董事会规模（BOD）、监事会规模（BSS）、两权分离（DUAL）、年份（Year）等。

4.3研究拟框架

摘要

ABSTRACT

1. 引言

1.1研究背景与意义

1.2研究思路与方法

1.3本文的创新点

1.4本文的结构安排

1. 文献回顾

2.1国外研究现状

2.2国内研究现状

2.3文献述评

1. 理论分析和研究假设

3.1理论基础

3.2假设提出

1. 研究设计

4.1数据来源与样本选择

4.2变量设计

4.3模型选择

1. 实证结果

5.1描述性统计

5.2相关性分析

5.3多元回归分析

5.4本章小结

1. 研究结论与展望

6.1研究结论

6.2局限性与展望

致谢

参考文献

4.4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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