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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研究背景
拥挤效应(Crowdingeffect)是指种群增长过程中随着密度增加而使种群增长速度降低的现象，而在产业聚集中，拥挤效应则是指伴随着产业集聚对生产要素吸引力的扩大，土地、水电、能源等资源要素日益稀缺以及资本要素的过度密集对区域经济增长产生的负面作用[1]。
我国目前正处于经济转型阶段，资源瓶颈紧紧束缚了经济前进的步伐，尤其是东部先发地区面临着更迫切的发展约束[1]，由于经济发展空间狭小、资源短缺、土地价格和劳动力成本不断上涨，使得一些传统产业特别是劳动密集型产业已经或正在失去比较优势，急待新的发展[2]，而且我国目前对于拥挤效应的研究还并不是很充分，如果能从对拥挤效应的研究中获得一些启发，那将是很有积极作用的，因此研究拥挤效应对经济发展的影响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二、拥挤效应的研究必要性及现状
要研究拥挤效应，就必须先了解产业集聚。
产业集聚是指相关产业在某个特定地理区域内高度集中，产业资本要素在空间范围内不断汇聚的一个过程，作为一种新型产业组织形式，以较高的资源配置效率和强大的竞争优势极大地促进了区域经济发展[3]，是提高国家和区域竞争力的重要途径之一[4],其形成的向心力会吸引生产要素在空间上的因果循环聚集[1]，从而推动经济在区域上的持续增长，促进地区的经济发展。但是并不是说产业集聚程度越高就越好，按照生产论，生产要素的投入存在着最佳比例，所以要素无论相对过少或者过多都是对最佳比例的偏离，从而产生非经济性[1]。规模效应和拥挤效应[5]就是产业集聚所造成的两种相反的结果。当生产要素的投入超过最佳比例时，集聚就会导致集聚效应有规模效应向拥挤效应转化。
就目前来看，我国东南沿海的产业聚集程度远远超过中西部地区，由于拥挤效应，各种资源的缺乏正在严重制约着东南沿海区域的经济发展[4]，因此研究拥挤效应，并能从中得到相关启发，就显得尤为重要了。
拥挤效应引起的非经济性使得生产要素在空间具有分散趋势[5]，这种拥挤效应对区域经济增长的负面影响，往往被视作企业实施区域转移最直接的经济利益动机，也往往被政府当做推动产业转移的依据[1]。
李君华[1]认为最早涉及拥挤效应的是Vonthunen，其在孤立国中提出高价地租与生活成本会导致厂商在区位选择上离开市中心，这是拥挤效应最直接的表现。Henderson[6]构建了城市规模模型，系统地考察了生产和消费行为是如何影响城市规模及变化。均衡结果表明，要素报酬与规模经济间存在某种关系，要素报酬会随着城市规模扩大而增加，但不会无限制的增加，生活成本上升会抵销集聚产生的规模经济。这意味着城市存在最优规模，当城市超过了最优规模时，集聚效应会向拥挤效应转变。
国内关于拥挤效应的研究不多。李君华在构建两地区两产品模型时，加入了拥挤效应变量，以防止模型中集聚引致经济体塌陷，因此认为拥挤效应的存在扮演了新经济地理论非黑洞条件的角色。汪彩君[2]等研究了2007年长三角六大制造业的产业集聚度与利润的相关关系，发现目前这些产业存在要素过度集聚状况，并依据制造业集聚效率特征把集聚类型定量划分为聚集过度、聚集适度与聚集推进三类。Lin[7]等采用EG指数来衡量产业集聚度来研究中国的纺织产业集聚，实证结果表明集聚程度与劳动生产率的关系呈倒U型。Lin等指出高度城市化会对企业产生非经济环境，如拥挤、过度竞争等因素，这些因素对于劳动生产率具有负向影响。王丽丽[8]基于贸易开放视角分析了我国28个制造业关于产业集聚与全要素生产率的关系，发现随着对外开放程度的加深，产业集聚与技术效率居然呈现负相关性，强调了集聚的非经济性对经济效率的制约性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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