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献综述
传统中国社会存在着追求无讼与教化的社会理想，清代更存在着压制诉讼的国家政策，以无讼之名义行压制诉讼之实。
而以清代四川南部县档案为参考，可知一州一县之中，往往重案少，细故多，因此州县官审理的大多数案件是民事纠纷。
而清代的基层诉讼中，官府审理民事纠纷案件的逻辑是天理、人情、国法相结合，并且以情理为主。
由于清代的所谓民事审判，不以任何法律渊源或实定法为依据，断案的主要依据就是情理。
由于情理不过是深藏于各人心中的感觉而不具有实定性既没有成文、先例或习惯等任何实证基础，也完全不具有实定性，在这个意义上，只是自然的判断基准。
导致案件常常在不得不接受的情理范围内自然终结。
换言之，是官府的消极理讼，使个人寻求国家司法救济变得艰难。
在清代的无讼背景下，既因为官府由于州县理讼能力不济、体恤民众兴讼耗材、担心亲邻争讼构怨不提倡讼，又由于常导致百姓在诉讼中遭受惩戒、断伤颜面、不堪拖累等，使得贱讼的思潮应运而生。
尽管根据南部县档案所得的结论，并不足以代表清朝全国范围内无讼与贱讼思潮关系的普遍性判断。
但毕竟管中窥豹，可见一斑，以特定地域为中心，最后以揭示清代规律为宗旨，是以某地档案为中心研究的重要途径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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