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相声艺术为例论曲艺作品
的版权保护问题
摘要：相声艺术是我国民间文化艺术的组成部分，属于曲艺门类之一。但多年来包括相声在内的多种曲艺门类的创作者权益一直没有受到很好的重视和法律的保护，传统相声艺术作品版权问题及保护也一直是知识产权保护的一个死角。本文从相声艺术的发展及其现存问题入手，通过对相声作品的现行著作权保护及其局限的分析，针对相声艺术的特点相应提出了对相声作品的版权保护的完善。
关键词：相声艺术； 版权； 法律保护
一、文献综述
- 国内文献综述
（一）国内学界关于曲艺的研究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中国曲艺家协会在1979年5月恢复伊始，就开始了为曲艺事业发展的奔走、操劳，针对曲艺或某个曲种的发展举办了一系列的专题活动，如1980年5月5日至18在北京举办了相声创作座谈会，就相声的社会效果、艺术职能问题进行了讨论；1987年4月16日至22日，中国曲协研究部与河南省曲艺学研究所在河南洛阳共同举办了“全国曲艺理论座谈会”，围绕曲艺的基本特征和当代曲艺的发展趋势”宣读了论文，展开了讨论，会后出版了论文集《曲艺特征论》；进入新世纪以来，中国曲协等部门在2004年9月，于甘肃兰州举办了“中国曲艺发展趋势论坛”；从2007年开始，中国曲协以曲艺发展为取向，每两年在浙江柯桥举办一届“中国曲艺高峰论坛”，现已成为常态；另外，中国曲协联合其他部门或其他曲艺相关部门单独举办的“高校曲艺发展论坛”、“曲艺团长论坛”、“曲艺之乡论坛”、“全国曲艺高等教育论坛”等针对曲艺发展问题的专题研讨会也不在少数。这些论坛旨在集思广议，一是指出目前曲艺发展中存在的问题以求改正，二是为曲艺发展出谋献策，形成有创见性的意见来指导曲艺事业的发展，三是推进曲艺理论研究的提升，应该讲这些活动的举办取得了相应的成果。另外，中国曲协形成的“在传承与创新中赢得新的发展空间—2012中国曲艺发展报告”、“立足本体，大力推动曲艺事业创新发展——2013中国曲艺发展报告”、“说唱百姓故事，传播主流价值——2014年中国曲艺艺术发展报告”，不仅是对当年中国曲协工作的回顾，重要的是让人们看到了曲艺届同仁上下一心，众志成城的干事态度，看到了对曲艺事业发展的倍心和力量。这是一件让曲艺人非常幸福的事情。
1984年2月8日，中国艺术研究院曲艺研究所成立，在曲艺的发展研究方面颇有建树，主要成果有,1988年5月出版的《说唱艺术简史》、1998年1月出版的《中国曲艺史》、2005年11月出版的《中国曲艺通史》、《中国曲艺概论》，以及吴文科著《中国曲艺艺术通论》、《曲艺综论》等。国家社会科学研究重大项目暨艺术科研重点项目《中国曲艺志》总编辑部设于该所，由现任所长吴文科担任编辑部的副主任，该丛书于1986年立项历经近三十年的努力，最后出版完成，以每省级区域为单位成卷对历史上的曲艺事件、曲艺演出场所、曲艺演出习俗、曲艺表演形态、曲艺舞台美术曲艺论著、曲艺人物和曲艺文物做了详尽的介绍。这些研究成果，侧重于曲艺史实的介绍，为了解曲艺发展概况提供了详实的资料，为研究发展的客观规律提供了大量的证据。另外，该所也举办了相关的曲艺发展论坛，如2014年8月，在山东济宁举办的“大运河流域曲艺发展论坛”,2015年11月，在济南举办的“泉城书会”之“明湖论坛”等。
曲艺发展类的文章，多散见于各类书刊报纸。其中《中国艺术报》、《曲艺》杂志是发表这类文章的主要媒体。由于曲艺发展的高度关注，写这类文章的人员身份也比较复杂，国家领导人、热心曲艺的文化部门领导、履行职责的曲艺主管领导、关心曲艺发展的记者、热爱曲艺的专家学者、媒体记者，专门的艺术家、评论家都皆有之。文章类型大致可分为以下几类，第一是由老一辈国家领导人以书信形式写成的文章，或是座谈会后形成的文稿，如前国务院副总理陈云的《陈云同志写给侯宝林同志的信》、《出人出书走正路》，前国务院副总理王震的《王震同志给袁阔成同志的一封信》等，对于曲艺的发展具有很好的宏观指导作用：第二是文化部门领导的文章，此类文章多为会议的讲话稿，如周扬在中国曲艺工作者第二次会议上的讲话《祝曲艺事业大有发展》、阳翰笙在中国曲协常务理事会扩大会议上的讲话《发挥文艺“轻骑队”的作用为四个现代化服务》等，此类文章也是从意识论的角度来指导曲艺的发展：第三曲艺家协会的主管领导撰写的文章，如赵树理的《努力繁荣曲艺创作———记赵树理同志与我区曲艺工作者的的谈话》、陶钝的《曲艺艺术发展中的几个问题》、罗杨的《曲艺要坚持走正路》、姜昆的《使二人转更好的“转”下去》、董趯鹏的《建立中国特色曲艺学科正当其时》等，此类文章具有较强的针对性，是对曲艺中存在某一问题的弘扬或规避的倡导：第四类文章是曲艺专家学者撰写的文章，此类文章针对曲艺的艺术本质或发展中存在的问题进行论述，具有较强的理论性，此类文章的数量众多，如著名曲艺理论家戴宏森撰写的《试论曲艺发展观》、《关于21世纪曲艺发展战略的设想》《曲艺学学科建设之我见》、《重振曲艺文化呼唤精品力作》，高玉琮撰写的《曲艺历史上的变革与当前的现状》，崔凯撰写的《着力创新曲艺理论促进曲艺现代化》、吴文科撰写的《从文化生态角度系统认识和解决曲艺发展面临的问题》、孙立生撰写的《曲艺ABC》、《大地与种子》等。需要说明的是，由中共中央宣传部批准，中国文联、中国曲艺家协会设立于2000年的中国曲艺牡丹奖，曾于2004年第三届的时候增设了理论奖用于奖励在曲艺理论、评论方面取得一定成果并在国家报刊上发表的曲艺论文或正式出版的曲艺专著，从报送以及获奖的文章来看，获奖者中研究、评论曲艺发展问题的文章也不在少数，中国曲艺牡丹奖增设理论奖的做法对于曲艺理论研究的推动，作用重大，意义深远。第五类就是由非曲艺界的艺术大家们撰写的曲艺发展类文章，如文学大师老舍撰写的《新曲艺应更进一步》、《相声语言的革新》等，此类文章己成曲坛佳话，对于曲艺的发展起到了很好的示范性作用：第六类是曲艺演员撰写的文章，如侯宝林撰写的《重视相声的社会效果》、《回头路走不得》，高元钧撰写的《快书必须跟上时代》等，此类文章的作者来自于曲艺演出的一线，写出的文章即是实践经验的总结，也是长期艺术积累的感悟，虽然囿于种种客观原因，此类文章的理论性尚显薄弱，但是对于艺术实践却是具有较强的指导意义；最后一类就是媒体记者撰写的文章，这些文章的新闻性更强一些，对于曲艺发展现象的描述较多，属于跳出曲艺看曲艺的理性思考，为曲艺事业的发展呐喊助威，宣扬了曲艺艺术魅力，扩大了曲艺影响，对于曲艺同仁了解民众呼声、知晓观众需求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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