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献综述
2018年以来，最高人民检察院推出了“捕诉一体”为突出特征之一的“十大监察厅”内设机构改革方案，要求各级人民检察院全面落实、上下贯通。根据最高人民检察院的改革方法，所谓“捕诉一体”，是指对于本院管辖的统一刑事案件的各个办案工作，如适时介入、审查逮捕、延长侦查羁押期限审查、审查起诉、出庭公诉等，原则上均有监察机关同一办案部门的同一承办检察官负责。
“捕诉一体”的办案机制，一经推出，便受到了学界的广泛关注。诸多学者对“捕诉一体”办案机制的诸多方面进行了研究，对于“捕诉合一”还是“捕诉一体”的问题进行激烈的讨论，并且积极的关注着该项制度在实践中的效用。按研究对象的不同，对现有相关文献整理与评述如下：
一、“捕诉一体”办案机制的法理研究
此类研究专注于“捕诉一体”办案机制的合法与合理性，着重探讨了有缘检察机关享有的，逮捕权和公诉权两项基本权力的配制问题，为相关研究提供了理论基础。各方都对自己的观点进行了充分的说理、论证，双方意见泾渭分明。针对各方意见的不同切入点，对于该问题大体可以归纳为以下几点：
- 批捕权和公诉权集中
针对“捕诉一体”办案机制体现出来的权力集中问题，主要有两个层次。
首先是批捕权和公诉权本身集中于同一机关。部分学者坚定的认为应将批捕权转交给法院，反对“捕诉一体”，支持“捕诉分离”是他们的权衡之计。学者孙长永在《lsquo;捕诉合一rsquo;的域外实践及其启示》一文中指出，检察官作为公诉机关的代表和同一案件的后续诉讼活动的官员，不具备独立和中立性。“捕诉一体”办案机制，赋予了检察官审前羁押的权力，缺乏必要独立、中立性。而学者叶青在《lsquo;捕诉一体rsquo;与刑事检察权运行机制改革再思考》一文中指出，司法竞技主义与我国的法律文化传统和现行司法制度存在相当距离，照搬英美法系国家诉讼制度不具有现实可能性。学者郭晓东在《lsquo;捕诉一体rsquo;办案机制的理论与实践思考》一文中指明，检察机关是法律监督机关。依据宪法，批捕、公诉权由检察机关享有，是实现法律监督权能应有之意 , 二者统合于法律监督权能之下，合一具有合法性、正当性。
（二）“捕诉一体”办案机制下权力集中于同一办案人员
该问题的第二个层次便是“捕诉一体”办案机制是否导致权力过度集中于同一办案人员。学者闵春雷在《论审查逮捕程序的诉讼化》一文指出，批捕权本身便是一种监督权。个人能力有局限性，思维方式、看问题的角度不一样，同一案件如国从批捕到起诉由一人审查，容易形成固定的思维模式，加之又缺少强有力的监督，极易出现冤假错案。而学者张建伟在《lsquo;捕诉合一rsquo;的改革是一项危险的抉择？——检察机关lsquo;捕诉合一rsquo;之利弊分析》一文中指出，检察官在行使批捕权和公诉权这两种不同权利时，扮演的角色不同。前者是法官角色，后者则为控告者角色。而我国法律本身就要求检察官在办理刑事案件时保持中立，严格坚持罪刑法定原则，尊重保障人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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