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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综述
随着我国经济建设的快速发展，人们的物质生活得到了极大的改善，但是社会管理水平相对落后，特别是基层政府应对网络舆情的处置策略方面，由此导致了基层矛盾不断激化，对我国社会稳定性构成严重威胁。人们认知的舆情，基本含义是指针对公共事务所产生的普遍社会心理情感态度和观点。在我国特定的国情下,舆情关涉到民众对国家管理者所持有的社会政治态度，舆情的公开表达等同于某种舆论,尽管它不是公共意志,但至少是一种众意的表达，网络舆情是民众意愿以网络媒介为载体的一种舆情形式。
关于政府应对网络舆情突发事件问题和对策，许多学者都进行了探讨，代表性的文献综述如下：
一、从我国政府网络舆情发展关系来看
顾小云[1]（2013《我国网络舆情应对机制的完善》）研究认为现阶段，我国正处于社会急剧转型和城市化加速发展时期,各类突发事件层出不穷。有效引导突发事件的网络舆情，最大限度地消其负面影响是新形势下政府必须面对的新课题。当前政府在引导网络舆情中还存在不少问题，如工作理念存在误区、法律规章缺失、引导技术和方式滞后、公众利益诉求缺乏沟通渠道等。因此，增强政府引导突发事件能力，必须转变其网络舆情引导理念，完善引导法治，创新引导方式，不断畅通公众利益诉求渠道。
于新杨[2]（2012《中国网络舆情监测发展现状及不足》）研究认为，网络舆情是公众对互联网上传播的热点和焦点问题所表现的具有一定影响力和倾向性的意见或言论的状态，它通过互联网对社会问题发表看法，或表达有较强影响力、倾向性的言论和观点。舆情监测为客户全面掌握群众思想动态，做出正确舆论引导，提供分析依据。做好舆情监测能发挥舆论引导功能的主动权,及时准确地将采集、整理、分析出来的有价值的信息提供给决策层,是决策机构的基础和关键所在。将国内的网络舆情监测服务机构分为三类：第一类是依托人民网、新华网等主流媒体建立的舆情监测平台；第二类由高校或学术机构创办的舆情研究所；第三类是由软件公司和传统的市场调查公司联合成立的舆情监测软件企业。
汪寅[3]（2010《网络舆情对政府管理的影响及其应对机制》）研究认为引导网络舆情是政府创新社会治理方式的必然选择。习近平总书记在2013年8月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也强调指出，根据形势发展需要，要把网上舆论工作作为宣传思想工作的重中之重来抓。可见，互联网信息的巨大影响力是各级政府必须面对的新课题、新挑战，新媒体时代的特征要求政府必须牢牢把握网络舆情引导的主动权。
二、目前政府应对网络舆情的挑战
曾润喜[4]（2010《我国网络舆情研究与发展现状分析》）研究表示网络舆情具有冲突性、超时空、超文本的特点，是全球共享的，不同地域、不同文化背景下拥有不同价值观的人们在网络世界里相遇，思想的交锋也必然包括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两种意识形态的碰撞，对于不同主题以及同一主题的多元讨论，其出发点在于以我为中心的思想观点能得到认同，而不去更多地考虑内容是否合理与正确。同时，网络身份是隐匿的，这就催生了一些不负责任的言论。网络作为新媒体时代的主流媒体，更为一些别有用心的人觊觎，他们试图抢占思想文化的宣传阵地，发表错误的信息制造混乱，破坏社会的安定团结。
刘毅[5]（2011《网络舆情研究概论》）研究认为，网络舆情围绕某一群体性事件，通过网络舆论传播会把涉及一定阶层或群体的利益以及次阶段的不满等情绪暴露无遗，如不加正确引导，民意审判走向极端，将不可避免地侵犯当事人的隐私和人格尊严，形成一种网络暴力，负面舆论滚雪球似的扩大，羊群效应使人们在整个网络中只听到一种声音，即本群体的声音，会冲击政府的执政能力，危害现有的社会治理秩序。
梅松[6]（2011《当前网络舆情管理存在的问题及应对之策》）研究中表示网络技术的应用使海量信息传达迅捷，赋予受众自主选择的权利，每个人都可以根据自己的兴趣、需要选择信息，甚至还要主动过滤，去掉错误的或者附加的垃圾信息。不同阶层、享有不同经验的公众作为网络舆情的主体从个体角度出发，无限制地过滤信息，以至于失去经验的共享和信息全程全面的收集，甚至会出现某些过于主观的观点。在众多信息中如何辨别真伪，又如何在强化了自主选择权利的信息筛选中保持理性与客观，是值得我们深入思考的问题。现实的网络世界关于群体性事件的舆论追踪，往往使真相难以被澄清，负面因素常常被随意放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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