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献综述
研究的现状及发展趋势：
我们越来越明显地感觉到,媒介创造的环境改变了世界和人类自我原有的生存和发展模式,也改变了人类对世界的认知图式,使传统社会发展的根基发生某种程度的动摇。特别是通过媒介环境学的研究,我们发现不同的媒介总在影响着人的感知、情感、认知和价值,迫使我们扮演不同的角色,建构着我们的所见所为。[1]
技术垄断（technopoly），是技术（technology）和垄断（monopoly）两个词的缩写，它是指技术对我们的世界和生活所施行的独特控制。由尼尔·波兹曼首先提出。“技术垄断是文化的一种存在方式，同时也是思想的一种存在方式。它存在于技术的神化，也就是说文化要在技术中寻求认可和满足，并且听命于技术。”[2]也就是说，在技术垄断的文化中，技术就是要颠覆人类的传统信仰，使文化生活的所有形式都屈服于技术至高无上的权威。
技术垄断的出现并非偶然，而是伴随着技术成为我们生活的环境出现的。1968年，尼尔·波兹曼首次提出“媒介生态”一词，并将媒介生态学定义为：“将媒介作为环境的研究” （Media ecology is the study of media as environments.）。[3]在 1979年，他又对“媒介生态”进行了这样的界定：媒介生态是对信息环境的研究。它所关注的是交流的技术如何控制了信息的形式、数量、速度、分类以及方向；由此，这样的信息构造或者偏见如何影响到了人们观点、价值和态度。[4]
在《童年的消逝》中，“技术垄断”思想就初露端倪——“技术本身被神化，政治过程被降格，成人的头脑日益萎缩，童年逐步走向消亡，这些都是可悲的迹象。”[5]
在《娱乐至死》中，波兹曼延续了对技术发展尤其是以媒介为代表的技术的批判，指出一切公众话语日渐以娱乐的方式出现，并成为一种文化精神。他延伸了麦克卢汉的警句“媒介即讯息”，提出“媒介即隐喻”和“媒介即认识论”的说法，认为媒介“更像是一种隐喻，用一种隐蔽但有力的暗示来定义现实世界”[ 6]
直到《技术垄断》，我们发现波兹曼对电视媒介控诉的背后隐藏的其实是更为可怕且鲜有人察觉的技术垄断。这本书中，波兹曼对技术的关注走向成熟，对技术的批判得到深化。他将“媒介即隐喻”和“媒介即认识论”发展为“媒介即意识形态”，认为“每一种工具里都嵌入了意识形态偏向，也就是它用一种方式而不是另一种方式建构世界的倾向”。
尼尔·波兹曼从文化发展三个阶段，即技术环境对人类物理世界和象征世界影响的角度，来考察文化存在的三种形态：工具使用文化、技术统治文化和技术垄断文化。前两个阶段技术和文化之间的博弈关系还能保持一定的稳定，技术垄断阶段则技术已成为文化的威胁。这一阶段的信息技术对印刷文化和文化素养产生了巨大的侵蚀，这种侵蚀不是使得后者不合法、不道德或不受欢迎，而是使其无影无踪，失去意义。
工具使用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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