股权激励相关文献综述
一、国内研究现状
同国外股权激励有效性的研究做对比,国内起步明显偏晚,从研究的方向上看,大都集中在股权激励制度对公司业绩的有效性分析上,主要围绕股权激励的效用展开,一些学者认为股权激励对于企业绩效存在正相关,也有学者认为二者之间存在负相关,还有的学者认为股权激励对于企业绩效存在区间效应关系或者二不存在显著效应关系。
(一)股权激励与企业绩效正相关
黄园和陈昆玉[1](2012)以专利授权量作为企业技术创新的量化指标,发现高管层股权激励与企业的技术创新能力呈正相关,且实施限制性股票激励效用优于股票期权激励。张玉明和牛雪[2](2013)针对35家东北地区上市公司2011年年报信息进行研究,发现管理层股权激励对经营绩效的影响是正向的。赵华伟[3](2016)检验和对比上市公司实施股权激励前后的业绩水平,发现实施股权激励后公司业绩得到了显著提升,且股票期权对公司业绩的促进作用最为显著。马珩和万佳庆[4](2017)认为高新技术上市公司实施股权激励对企业的自主创新具有促进作用,且相比国有企业,非国有企业的促进效果更为明显。田轩和孟清扬[5] (2018)进一步研究显示,股权激励对于企业创新的正向影响在民营企业、股价信息含量高的企业以及激励对象包含核心技术人员的企业中效果更大。陆国庆[6](2019)通过比对152家实施股权激励的制造业上市公司和没有实施股权激励的1318家制造业上市公司,发现实施股权激励的企业技术创新水平显著提高。曾佳阳[7](2019)发现实施股权激励从短期和长期都对公司业绩起促进效用。
(二)股权激励与企业绩效负相关
吴萌萌[8](2012)对职工股权激励与公司绩效进行回归,发现我国的职工持股制度与公司的市场绩效显著负相关,职工希望通过上市后抛售股票套利获得收益,并不会关心企业的经营发展。周美华等[9](2016)在管理层权力理论框架下,深入分析了管理层权力与腐败之间的关系,实证研究结果表明:管理层权力越大,腐败越严重,进而损害了公司价值。卢轶遐[10](2017)从管理层机会主义视角出发,采用倾向得分匹配法实证检验了股权激励对企业绩效的影响,从分子样本来看,管理层机会主义组上市公司的股权激励与企业绩效负相关。刘光军和彭韶兵[11](2018)以上市公司高管权力强度视角考察股权激励与高管显性腐败之间的关系,实证结果表明我国上市公司的股权激励计划,未能有效调节企业高管权力强度与高管显性腐败之间的关系,尤其是国有控股上市公司实施的股权激励计划,反而加大了高管腐败发生概率,程果和蒋水全[12](2019)也证明了这一点。
(三)股权激励与企业绩效无显著关系
顾斌和周立烨[13](2007)选取2002年以前实施股权激励的沪市上市公司作为样本进行分析,发现股权激励实施后公司业绩的提升不显著,同时不同行业和不同激励模式具有不同的激励效应。吴文华和姚丽华[14](2014)通过对我国61家战略性新兴产业上市公司核心骨干股权激励情况的考察,探索核心骨干股权激励与企业创新绩效的关系,结果表明核心骨干员工股权激励与企业创新绩效之间并不存在显著正相关性,但是限制性股票激励对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大于股票期权的影响。陈艳艳[15](2015)以市场反应与销售增长率来检验员工股权激励的经济后果,未发现员工股权激励产生显著的经济后果。邹靖[16](2016)采用倾向得分匹配双重差分分析法和自抽样法克服样本选择偏误和小样本偏误后,发现我国上市公司股权激励对企业绩效的影响不显著,影响系数接近于0。唐雨虹等[17](2017)也认为股权激励计划并不能显著降低经理人的在职消费,由此而带来的以ROA衡量的公司绩效改善也并不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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