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经济背景下互联网使用对学历价值的影响
——基于CGSS数据的实证研究
摘要：教育作为平衡收入差异，提升未来生活水平的有力途径之一，一直深受国家、家庭及个人的重视。不少父母从孩子幼儿园时期开始规划，力求获取优质小学的入学票，从而上优质初中，进而就读当地最好的高中，为考入头部大学增加筹码。专科追逐本科学历，本科追逐研究生学历，环环相扣，最后实现教育到收入的变现，这些或多或少成为了人们的共识。然而我们又都不得不承认学历并非收入的唯一影响因素，家庭背景、区域、行业、工作经验、性别等因素共同影响个人收入。本文从实证角度出发，理清数字经济时代背景下互联网使用对学历价值的影响，利用回归分析，合理描述我国劳动力市场中教育回报率的实际状况，在实证中挖掘并验证新观点。由于目前缺少数字经济对学历价值影响的相关文献，对此我们从以下两个方面着手：影响教育回报率的因素，数字经济下互联网的使用对收入差异的影响。
关键词：数字经济； 互联网； 学历价值；教育回报率
一、文献综述
数字经济时代背景下学历的价值真的有得到提高吗？由于目前缺少数字经济对学历价值影响的相关文献，对此我们可以从以下两个方面着手：影响教育回报率的因素，数字经济下互联网的使用对收入差异的影响。
国内方面，关于教育回报率问题，已有不少学者给予关注并得到了丰富的成果。总体而言，现有研究发现教育回报率主要和性别、城乡户籍、区域差异、年龄、教育质量相关，同时教育回报率还呈现出U型变化。例如，刘泽云,刘佳璇（2020）对中国教育收益率研究进行了元分析,研究发现从1988年到2013年，中国的教育收益率一直处于上升趋势,但上升速度是递减的。[1]对于21世纪以来教育收益率不再快速增长这种变化，邓峰,丁小浩（2013）使用多层线性交互分类模型,引入宏观经济发展指标考察这种变化，认为还应从劳动力市场对不同教育程度劳动者的需求与供给的角度来考虑城镇地区教育收益率的变动原因,国企就业比例下降、第三产业比例上升都有利于教育收益率的增加。[2]常进雄等（2018）利用 CHNS 数据库考察研究城乡户籍对教育回报率的影响时指出，扩招后城乡居民在大学教育方面的差距体现在大学教育质量方面，如在城镇户籍劳动者中有更高的比例是来自于985高校、211高校，从而导致了体现在城乡户籍上的教育回报率差异。[3] 赵显洲（2016）利用CGSS2013数据和均值分解法，基于扩展明瑟方程，指出母亲的受教育程度还具有代际传递的作用,在一定程度上决定着下一代的工资水平。[4]刘泽云（2015）用CHIP城镇住户调查数据中高中及以上学历个体的样本，将工具变量法与Heckman两阶段模型相结合，估计出我国高等教育回报率在1988—2007年间的变化趋势。研究发现男性劳动者、年长的劳动者以及东部和西部地区的高等教育回报率持续提高，而女性劳动者、年轻劳动者和中部地区的高等教育回报率在2002年之后出现停滞或下降。[5]这也证实了高等教育回报率的长期变动在不同群体和地区之间存在差异。张传国,晋媛媛（2020）采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CFPS2014），运用分位数回归模型探讨教育收益率对中国收入差距的影响，研究发现在收入水平不断提高的情况下，配偶受教育水平的边际收入效应会弱化，即配偶的受教育年限对低收入个体的影响更大，婚姻中的教育匹配可能会扩大中国不同家庭的收入差距。[6]高法文,高兴民（2020）根据CGSS2003-2015年的调查数据，用Mincer模型研究测算发现了随着年龄段的上升，教育收益率在总体上都呈现先下降后上升的“U型”变化特点。尤其是18-29岁年龄段人员的教育收益率随年份增加出现了快速下降的情况，这些结果不利于年轻群体中高学历人员的收入增长而有利于低学历人员收入增长。[7]
关于数字经济时代背景下互联网使用与否对收入差异的研究，也有不少学者给予关注并得到了丰富的成果。 蒋琪等（2018）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使用固定效应（FE）模型估算出信息技术使用给中国居民带来24%的额外收入，且对中年群体、高教育水平群体及农村居民的收入影响较大。[8]进一步地，谭燕芝等（2017）将研究群体细分为城乡居民，使用互联网为城市居民带来约20%的收入回报，但对农村居民的影响并不显著，学者将其归因于农村居民互联网使用能力较差，受数字鸿沟桎梏无法完全享受信息红利。[9]刘晓倩，韩青（2018）针对城乡收入差距，将研究重点放在农村内部收入差距，使用ESR模型估算得出使用互联网使农村居民收入增加3911元。同时，农村居民使用互联网能有效缓解年龄增长对收入的制约状况。[10]刘任等（2020）基于CGSS2015数据，利用RIF回归分析方法，发现相比低收入农村居民，高收入农村居民的互联网使用回报率更好。这种不平等现象还发生在教育方面——在农村居民受教育程度较高的情况下，互联网使用加剧了收入差距的扩大。[11]曹景林、姜甜（2020）则关注到互联网使用对女性收入的影响。基于2014-2016年CFPS数据，采用OLS、Heckman两步法，研究发现使用互联网有利于增加女性收入但更有利于增加未育女性的收入，这可能是由于二者的互联网使用偏好不同。[12] 赵建国,周德水（2019）基于2016 年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将研究对象具体为大学毕业生。研究表明，使用互联网显著提高了大学毕业生的就业工资水平，且针对不同分位点，互联网使用的影响程度呈倒U型趋势。[13]
国外方面，不得不提经济学家雅格布·明瑟（Jacob Mincer），正是他提出了测算教育回报率的理论模型，并得到后来学者最为广泛的使用。关于教育回报率的变化趋势，也有学者得出了类似的结论。 Ram, R.(1990)研究已经证明了平均教育水平和教育不平等和收入不平等之间均存在倒“U”型关系。[14]Patrinos Harry等（2020）也表明俄罗斯的教育回报率在21世纪初达到顶峰，紧接着处于下行模式，可能是由于过度教育引发。[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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