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建成环境对居民幸福感影响研究
1研究背景
近年来，我国国民经济快速增长，城市化进程和机动化水平不断推进提高，城市发展也开始呈现蔓延式的空间扩张趋势，从而导致职住地分离，通勤时间不断增加，进而降低居民幸福感。随着我国城市化进程的快速推进，居住环境也悄然发生着变化，这与居民的健康生活有着密切的关系 [1] 。而人民群众基于现阶段健康生活也存在着幸福感的提升，这是新型城镇化的落脚点，同时改善市民的居住环境是现代城镇化质量提升的必然要求。目前现有的社区环境与居民幸福感关系的研究大多基于行政管辖范围评估社区的建成环境状况，却忽视了城市建成环境影响居民幸福感的中间机制 [2] 。 因此，市民基于城市建成环境而产生的幸福感的研究可帮助我们积极了解城市居民对城市建成环境的部分看法和建设城市建成环境的合理性。
城市建成环境不同于自然环境和人为环境，通常由土地利用模式、城 市设计、交通系统三部分组成[3] 。从交通规划和城市规划的角度而言，城市建成环境在宏观方面决定了城市居民活动的空间分布，对居民日常出行行为具有根深蒂固的影响，对交通出行具有一定的“锁定效应”。随着城市的向外扩人口流动范围更广，居民在日常出行中也越来越注重时间效益和金钱利益，对于城市建成环境的满意度标准也越来越严格。
由国家统计局2019 年 8 月发布的“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经济社会发展成就系列报告之十七”指出，2018 年末我国常住人口城市化率达到 59.58%。同年 12 月，由中国社科院发布的《2020 年社会蓝皮书》指出，截止 2019 年末我国城市化率突破了 60%，达60.9%。对于现在体量逐渐增加的城镇来说，居民对城市建成环境是否满意，是否感受到幸福都是至关重要的。在如今城镇一体化的大趋势前提下城市建成环境是城市扩建的主要课题。
2国外研究现状
作为福祉的重要维度，西方国家对主观幸福感的研究始于20世纪60年代，源自于学者们对快乐体验的探究[4]。西方国家的幸福感研究主要在2个 方面开展:一是构建理论框架和指标体系，利用主观或客观数据对不同国家和地区的主观幸福感水 平进行整体评价，并对比分析其差异;二是基于不同学科视角，识别人们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因素。早期的研究由心理学家主导，关注人们幸福感的内源性因素，发现性格、年龄、性别、健康、生活态度和收入水平等个体因素对幸福感具有重要影响[5]。近年来的研究加入了经济学、社会学、环境科学和地理学的视角，逐渐转向对外源性因素的关注，探究日常活动、人生经历、社会关系和自然/人文环境对居民幸福感的影响[6]。地理学者主要关注幸福感水平在各个尺度上的空间不均衡，以及自然和人文社会环境对居民幸福感的影响，并在以下4个方面开展实证研究:(1)基于全国性大规模的问卷调查数据，识别城市或区域间国民幸福感差异的影响因素;(2)基于一个或数个城市的社区问卷调查数 据和访谈资料，揭示社区建成环境和社会环境影响 居民幸福感的机制;(3)通过手持GPS设备、智能手机app和在线调查问卷，利用体验取样法或日重现法收集居民一天或数天的幸福感数据、空间行为数据和社会交往数据，测度城市居民在日常活动中的地理背景对其出行体验和瞬时情感的影响;(4)通过追踪调查问卷获得纵贯数据，或者通过传记式访谈获得追溯性数据，基于生命历程的视角，研究重大生命事件的发生和历史—社会经济背景的变迁对人们生活满意度的影响[7-9]。
3国内研究现状
近年来，有学者开始在全国层面上探究 国民幸福感的空间差异及其影响因素，发现城市规模、人口密度、公共服务和通勤时间等因素对居民幸福感有显著影响[10]。也有学者基于在北京、上海、南京等个别城市所搜集的调查数据，在微观层 面上揭示居住社区的建成环境和社会环境与城市居民幸福感的联系[11]。例如，党云晓等[12]利用多层级回归模型，研究北京居民幸福感在街道和社区尺度的异质性，以及社区类型和人口结构等地理单元属性对个体幸福感的影响;刘亚霏等[13]基于Lin-denberg的分析框架开展研究，发现居住环境比个人资源对上海老年人主观幸福感的影响作用更强。仅有少数学者关注建成环境影响居民幸福感的机制和路径。如冯建喜等[14]基于Campbell模型，通过结构方程模型研究社区客观建成环境如何通过主观感知影响南京老年人的生活满意度;申悦等[15]在上海郊区开展了有关社区主客观特征对社区满意度的影响机理分析;马静等[16]利用多层级回归模型和中介效应分析技术,分析社区环境如何通过社区满意度影响北京居民的总体生活满意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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