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献综述(或调研报告):
近年来,台湾地区的经济发展处于前所未有的瓶颈时期,与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所达到的全盛时期相差甚远。在1980年代前,台湾全面发展制造业,利用其本身拥有的劳动力优势,发展成为了一个新兴工业化“国家”,与日本、韩国和香港地区并称“亚洲四小龙”。但是,在进入20世纪80年代以后,台湾的经济出现停滞甚至恶化。Meng-Hsi Chou和 Gee San(2015)提出:“由于当地劳动力成本的急速上升,工业产业的转出,金融风暴以及部分其他原因,台湾目前已经达到了瓶颈。”
1)产业结构的转变将劳动力由第一、第二产业转移至第三产业
产业结构和就业结构对台湾目前的经济情况有很大的影响。通过分析台湾1981年以来的产值结构和就业结构,唐永红和王志华(2018)发现,“第一、第二产业对GDP的贡献率逐渐下降,第三产业则呈现上升趋势,表明越来越多的劳动力从第一、第二产业流向第三产业。”这一情况与配第-克拉克定理相符。但是,台湾地区的失业率近年来居高不下,并未成功达成劳动力由农业和工业向服务业的转移。钱纳里和塞尔昆在《发展的格局1950-1970》中提出了就业结构转换滞后理论多国模式,他们认为在发展中国家或地区中,产值结构的转换普遍优先于就业结构转换,即在产业结构改变时,就业结构也会随之转换,但是在转换之初,两结构之间会存在一定偏差,而随着产业经济的演进,就业结构和产业结构之间的偏差会逐渐加小。通过台湾地区各产业的GDP占比、就业比例以及失业率等数据,我们可以发现台湾的就业结构与产业结构之间的偏差并未有效减小。在分析了台湾第三产业劳动力吸收能力以及各部门就业与产值占比后,唐永红和王志华(2018)得出以下结论:“第一,第三产业吸纳劳动力比例低于产值比例;第二,21世纪后,第三产业吸纳劳动力速度较慢;第三,第三产业内部行业结构与就业结构不平衡,即主要拉动经济增长的部门与主要拉动就业的部门不匹配。”此外,该论文还认为台湾的生活性服务占比较高,而生产性服务业比重较低,因此应该提高生产性服务业的就业比重。但是,在这一问题上,台湾政府却有不同的判断,Jhy-Sheng Ke(2003)提到:“随着台湾制造业经济面临激烈的竞争和挑战,建立一个平衡的经济已成为国家未来几十年生存的紧迫问题。随着多元化的文化、能干的劳动力、充裕的资本和技术创新等关键要素到位,台湾选择以知识服务业为战略驱动力,以补充和转变传统的生产和物流运作。”综上所述,台湾在1980年代进行的产业转移将劳动力从农业和工业部门转移至服务业部门,但是劳动力市场结构却和产业结构存在偏差,导致了失业率的上升,从而影响了经济发展。
2)产业结构的转变将制造业内部劳动力由劳动力密集型制造业转至技术密集型制造业
台湾的制造业仍保留着一定的劳动力,但是由于产业转移,台湾的制造业的内部结构发生变化,从劳动密集型产业向技术密集型产业转移。由于低技能产业的大量转移,低技能劳动力的供给远大于需求。James. W. Y. Wang(2010)提出了产业转型对就业和经济发展的影响,他指出:“20世纪90年代,市场经济转型逐步改变和制约了台湾政治经济的格局。全球化加快了资本流动的速度和范围。由于长期增长积累了丰富的人均资本,台湾企业集团有能力为海外投资提供资金,台湾资本最受欢迎的初始投资目的地是东南亚和中国大陆。从长期来看,这些资本外流使当地经济陷入困境。对国内就业和经济增长产生不利影响。”王崇桃、唐少清和李建玲(2017)在对台湾情况分析后表示“产业结构在调整过程中,新的主导产业尚未形成,而旧的产业已失去存在基础的状态,会形成产业空洞。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后,台湾原有的劳动密集型产业面临着岛内经济环境的恶化以及发展中国家同类产品的竞争等因素,纷纷出走。台湾高科技产业虽然有了很大的发展,但要在短时间内弥补传统产业出走留下的空缺。”因此,产业转移会造成劳动力市场的空缺,提高失业率。此外,产业升级也会造成结构性事业。檀怀玉(2018)通过建立实证模型,以失业率和经济增速为控制变量,分析了产业结构对台湾收入分配差异的影响,并得到以下结论:“产业结构的转型对社会收入分配差距的扩大有助推作用。台湾地区产业结构由工业主导向服务业主导转变,社会收入分配差距呈现扩大的趋势。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导致收入分配差距扩大,主要是由于制造业的转型升级对劳动者技能和素质的需求越来越高,受教育程度较低的劳动者则逐渐被逐出制造业领域。而服务业,尤其是生活性服务业成为吸纳低技能劳动力的重要就业渠道。受教育程度较低的劳动者的劳动参与率持续下降,是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对低收入家庭的影响结果之一。”制造业内部结构的变化导致劳动力市场中对于高素质劳动力的需求增加,影响了劳动力市场的结构,导致出现结构性事业,高收入水平家庭受教育程度高,作为高素质、高技能的人力资本,加入服务业或技术密集型制造业部门,获得高额收入。与此同时,低收入水平的家庭因经济困难,受教育程度低,只能加入低技能的制造行业,失业可能性较高,会影响下一代的就业情况。因此,台湾现在面临着结构性事业,收入差异不断扩大的问题,而这一问题也是产业转移所带来的。这一因果关系在Tobias Maier, Anke Monnig和Gerd Zika(2015)在对德国未来的劳动力需求的预测过程中,提出“结构变化对技能变化的要求影响最大,其次是职业领域资格要求的变化。这支持SBTC的论点,该论点指出,未来的技术变革可能对某些职业内较高的正式资格比对职业本身产生更大的积极影响。”
根据以上文献整理,可知台湾的产业转移可了从两方面对劳动力市场结构造成了影响:1)劳动力从第一、第二产业向第三产业的转移。由于产业转移,劳动力从农业和工业向服务业发生了转移,但是由于服务业对于劳动力的吸收能力有限,导致了失业率的上升;2)劳动力从低技术制造业向高技术制造业转移。制造业内部的产业转移从劳动力密集型产业转为技术密集型,但是由于台湾资本的快速流失且新产业发展不及时与受教育程度的不匹配、不平衡,导致原低端制造业的劳动力无法流向高端制造业,造成了结构性失业。这两方面影响中都涉及到产业内部的不平衡,如生活性服务与生产类服务,高技术制造业与低技术制造业。因此,为研究产业转移对劳动力市场就业结构与工资结构的影响,应将各产业进行细分。Murat Ungor(2017) 将三大产业细分为九个部门(农业,矿业,制造业,公用事业,建筑业,批发业,运输业,金融业以及个人服务业),通过建立九部门一般均衡模型,研究了部门生产率改变对部门重新分配就业情况的影响,并认为提高制造业和批发业对于显著提高拉丁美洲的总生产率增长率可能具有重要意义。本论文也将参照Murat Ungor(2017)对产业进行细分,并研究产业转移对九部门的就业结构和工资的影响。通过文献整理和分析,本篇论文将针对产业转移对劳动力市场的结构影响进行研究与分析,并认为产业比重的改变对部门就业比重有正向影响。
文献综述:
[1] Maier Tobias,Monnig Anke and Zika Gerd.“Labour Demand in Germany by Industrial Sector, Occupational Field and Qualification until 2025 - Model Calculations Using the Iab/Inforge Model”Economic Systems Research 27 ( 2015): 19-25.
[2] Murat Uuml;ngouml;r.“Productivity Growth and Labor Reallocation: Latin America versus East Asia”Review of Economic Dynamics 24 ( 2017): 25-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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