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社会融资规模与经济发展关系研究
摘要：社会融资是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撑要素，两者之间存在相互依存、相互促进的关系。文章采用浙江2014Q1～2017Q3的经济、金融数据，对浙江社会融资规模和经济发展间的相互关系进行了探讨，通过选取社会融资规模、新增人民币贷款、地区生产总值、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和工业增加值等指标进行因果检验，结果显示：浙江社会融资规模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长期均衡关系，主要通过人民币贷款推动社会消费从而正向促进浙江经济发展。并基于上述结论，就如何促进浙江社会融资和经济健康发展，优化社会融资结构提出政策建议。
关键词：浙江；社会融资规模；经济发展；关系；实证检验
一、文献综述
社会融资规模是我国2011年正式提出的一个金融经济指标，是具有中国特色的理论和政策创新。在经济理论基础和国际经验方面，国外也有许多研究成果对研究我国社会融资规模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具有重要借鉴意义。就国内而言，由于社会融资规模概念提出的时间较短，目前专门针对社会融资规模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研究数量较少，相关研究主要集中于融资规模和融资结构两方面。
（一）社会融资规模总量与经济增长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戈德史密斯（Goldsmith，1969）便已开始对金融与经济之间的关系进行研究，他从社会分工理论出发研究了金融活动与经济发展水平两者的关系，认为金融发展和经济发展水平具有正相关的关系，并且金融机构和金融资产的多样化能够通过投资者的投资活动对经济发展起到正向促进作用，然而他没有对金融与经济之间的因果关系做出解释[1]。金和莱文（King and Levine,1993）基于1960～1989年80个国家的数据进行研究，得出金融体系可以促进经济增长，金融发展水平与实际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资本积累率和资本的运作效率密切相关，并且初始金融的发展与未来的经济增长、资本积累和经济运行效率也有极大关系[2]。金融抑制理论的倡导者肖(Shaw，1973)认为金融制度和金融改革是经济增长过程的核心部分；金融部门的发展有利于加快经济的增长，如果政府过多干预金融活动和金融体系，则会造成金融被抑制或者扭曲，从而阻碍甚至破坏经济的发展[3]。
目前国内学者关于社会融资规模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研究多数表明，社会融资规模与经济增长之间具有同向关系，社会融资规模是衡量金融体系对实体经济融资支持的重要指标。合理地提高地区社会融资规模增量水平，有利于促进区域经济健康发展，缩小区域间的经济差距。盛松成（2014）采用省（市）社会融资规模和经济指标的面板季度数据,探讨了这两者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社会融资规模与区域经济发展、投资和消费之间存在长期稳定关系，并通过格兰杰检验发现，社会融资规模与地区生产总值相互影响，而区域投资和消费也会对社会融资规模产生影响[4]。雷小宁等（2017）对甘肃省平凉市的经济金融数据进行实证分析，发现区域经济发展为实体经济创造了良好的融资环境，而融资规模的增长也有利于推动经济发展，他通过对甘肃省平凉市十年间经济金融数据的实证分析，总结出了制约社会融资规模与区域经济发展的主要因素，其中之一便是西部地区融资规模总量扩张动力不足，制约区域经济发展速度[5]。持有类似观点的还有马洪亮（2015）[6]、田仲伟（2016）[7]、张原（2014）[8]、姜阳（2016）[9]等。
也有学者对上述观点提出质疑。自2012年中国人民银行开始试编地区社会融资规模增量以来，中国人民银行各省市分支机构利用地区社会融资规模与主要经济指标数据，对社会融资规模与经济增长相关关系方面开展了许多分析研究工作。例如，中国人民银行济南分行课题组（2016）便研究了这个问题，他们通过门限效应检验和门限回归估计，认为只有社会融资规模与地区生产总值保持在契合度较高的可适区间，才能有效促进实体经济的发展，而不是传统意义理解的，随着社会融资规模的不断提高必然会促进经济发展。为了更好地发挥社会融资规模对区域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保持金融发展与实体经济间的均衡性，应使社会融资规模占GDP的比重保持在可适区间内[10]。刘玚等（2017）通过构造门槛回归模型并检验相应门槛效应，得出在一定的区间内，社会融资规模对实体经济的推动作用较为明显，而一旦超过了某个临界值，社会融资规模对经济发展的影响效应会逐渐减弱[11]。郭丽虹等（2014）通过实证分析提出类似观点，认为社会融资规模对实体经济的影响存在着明显的门槛特征。社会融资规模的增长需要保持在一定的合理水平以内，金融的支持才能推动实体经济健康发展；而一旦超出该合理水平，社会融资规模的扩大甚至会对经济发展带来阻碍作用[12]。
以上是毕业论文文献综述，课题毕业论文、任务书、外文翻译、程序设计、图纸设计等资料可联系客服协助查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