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性就业对储蓄的影响
摘要：在居民生活中，储蓄有着十分重要的地位。女性就业对家庭储蓄的贡献不小。金融发展、子女数量、相对收入等因素将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女性就业；养老保险、家庭结构、居民收入分配等因素会对储蓄率产生很大的影响；而关于女性就业对居民储蓄率的影响的国内学者的研究则很少，大部份国外学者的研究则是注重劳动力参与对家庭收入和消费的影响。因此本文将采用计量经济学的方法，从女性就业参与入手，结合中国国情与政策分析女性就业与对储蓄的影响。
关键词：女性就业；储蓄；
- 文献综述
本文所引用的文献主要包括三方面:一是女性就业的影响因素；二是关于女性就业对储蓄的影响，主要是在家庭收入和家庭消费方面；三是与家庭储蓄率有关的文献。
影响女性劳动力参与的因素来自各方面。第一、金融发展。女性在技能劳动方面具有比较优势。申广军,邹静娴（2016）的研究发现，金融发展程度较高的城市女性劳动参与率较高。微观角度来看，金融发展程度较高的地区女性更多的进入劳动力市场，并且这一效果对于高学历女性更为显著。第二、子女数量。“全面二胎”政策放开以后，许多职业女性选择生育第二个孩子，这使得许多女性在工作参与时受到歧视。“全面二孩”政策会促使高学历女性更加积极、理性地规划其职业生涯同时会延长高学历女性搜寻工作的时间，一定程度上会降低高学历女性初次就业的质量（肖富群，刘凯欣,2019）。刘恺（2017）的文章中提到，子女数量与女性劳动供给之间呈倒U型关系。他做了OLS检验，回归结果显示，随着子女数量的增加，城镇女性劳动时间会显著增加。加入工具变量后，子女数量对城镇女性劳动时间的影响不再显著。同时，OLS回归和两阶段最小二乘法显示，子女数量对农村女性劳动时间的影响都不显著。从女性工资率看,OLS回归结果显示随着子女数量增加,城镇女性工资率会显著减少,加入工具变量以后,子女数量对城镇女性工资率的影响仍然显著;而无论OLS回归还是两阶段最小二乘法,子女数量对农村女性工资率的影响都不显著。第三、相对收入假说。即女性参与劳动是否受到其他女性决定的影响。David Neumark ，Andrew Postlewaite（1998）开发了一个模型，通过在女性(或家庭)效用函数中引入相对收入问题，来增强简单的新古典主义框架。在这个模型中，一些妇女进入有偿就业可以刺激其他妇女进入，而不受工资和收入影响。他们测试了这个模型，发现女性是否决定寻求带薪就业取决于其他女性的就业或收入，而她们的相对收入比较可能很重要。
女性就业对家庭储蓄的影响。Fehr，H．，M． Kallweit， F． Kindermann，（2016）以德国现有的数据为例，主要从婚姻和家庭方面分析女性劳动力参与对储蓄的影响。他们构造模型预测单身女性的劳动力供给受的影响要比已婚女性小得多。造成这种不对称的原因是，性别工资差距的缩小降低了专业化程度，提高了女性参与家庭风险分担的能力。分析还表明，不断上升的婚姻风险对个人储蓄有显著影响。当结婚的可能性下降时，年轻的单身人士预测他们可能无法享受婚姻带来的好处，如保险供应和规模经济。因此，他们必须通过建立预防性储蓄，为自己的生命周期风险提供保险。然而，这种对私人储蓄的积极影响被消极的家庭组成效应(即，更多的单身家庭，更少的夫妻)所取代。Cubeddu和Rios‐Rull(2003)研究了替代婚姻转型对总储蓄的长期影响。他们发现，不断上升的离婚风险增加了预防性储蓄，但总体储蓄影响取决于特定的制度特征，如资产分割规则、离婚成本和再婚模式等。Santos-Monteiro, Paulo(2008)当夫妻二人都被雇佣时，家庭承担固定的参与费用。由于市场不完全和信息不对称的存在，固定成本加上劳动力市场的摩擦可以产生多重均衡。可能存在高储蓄低就业的均衡或者是低储蓄高就业的均衡。该模型预测，各国的储蓄率和就业率呈负相关。文章最后研究得出，在女性劳动参与率较低的国家，总储蓄率较高。同时，文章的研究结果表明，要理解总储蓄持续存在的国际差异，就必须考虑劳动力市场均衡与家庭储蓄行为之间的相互作用。李春琦、李立（2018）以家庭劳动力供给为研究视角，利用双薪生命周期模型和CFPS（中国家庭追踪调查）的数据识别出家庭劳动力供给自身消费平滑的效应。研究结果表明，对于妻子的工资收入冲击,家庭劳动力供给带来的消费平滑效应更加突出,而对于丈夫的工资收入冲击,往往需要借助家庭资产积累等渠道多管齐下,才能进行更为有效的消费保险平滑。
中国的居民储蓄率一直位于世界前列，对此，国内外学者从不同角度进行解释。一：生命周期假说。理论预测表明，劳动人口比例在总人口中的比例上升，储蓄率也随之上升。但是，随着我国人口老龄化的到来，储蓄率并没有随着下降（Chamon ＆ Prasad，2010）。二：预防性储蓄动机和收入的不确定性。赵昕东、王昊（2017）等人通过理论研究发现，老年抚养比的上升会导致储蓄率的下降，养老保险会挤占消费。同时，张家豪（2019）通过2005-2014的省际面板数据和地区间面板数据分析发现，影响各地区居民储蓄的因素和作用效果基本相同，但是显著性存在差异。东部地区城镇基本养老保险收入和支出对储蓄的影响均不显著，而中部地区只有城镇基本养老保险收入对储蓄的影响显著，西部地区只有城镇养老保险支出对储蓄的影响显著。三：家庭结构和成员数量。独旭、张海峰（2018）的研究认为，随着子女数量的增加,在子女成长阶段受抚养成本和教育成本影响,家庭储蓄呈现下降趋势;在子女成家立业阶段由于子女成家立业的压力和跨代转移支持的压力,储蓄率上升。子女数量对中低收入家庭具有显著影响,父母选择多生孩子受到性别平衡动机和性别偏好动机的驱使,且性别平衡动机逐渐增强。研究结果表明，随着生育政策的放开,影响家庭经济决策的主要因素是子女数量而非子女结构。四：居民收入分配。家庭收入差距过大是影响居民储蓄、消费的重要原因。高收入家庭的储蓄率明显高于低收入家庭,高收入家庭的储蓄份额动态上呈下降趋势但占据绝大比重;低收入家庭受流动性约束的可能性大大高于高收入家庭,流动性约束的存在加剧了家庭储蓄率的提升;高收入家庭的边际消费倾向远远低于低收入家庭张春海（2019）。受社会观念的影响，居民为了追求更高的社会地位而积累财富，大大降低了消费水平。陈斌开、杨汝岱（2013）研究表明,住房价格上涨使得居民不得不'为买房而储蓄',从而提高居民储蓄率:住房价格上升1个百分点,城镇居民储蓄率将上升0.067个百分点,这解释了2002—2007年间我国城镇居民储蓄率上升的45%。五：性别比例和受教育程度。王常红（2018）认为性别比例通过婚姻市场的竞争性储蓄动机来影响储蓄。当婚姻市场中性别数量存在差异时,人口占多数的一方存在更为激烈的竞争。为了增加其自身的竞争力,从而在婚姻市场上找到心仪的伴侣,个体通常会通过储蓄行为增加其自身的财富水平。其次,男女性别本质上存在差异。女性更加注重儿女的健康、家庭的幸福,且女性在获得经济收入、社会资源方面不如男性,与此同时,女性还拥有更长的寿命及忧患意识,导致女性有更强的储蓄动机。利用差分GMM分析方法发现，随着性别比例的上升及居民受教育程度的下降,居民储蓄率会下降。另外考虑到人口结构、收入差异、通货膨胀、收入水平、金融发展水平、利率等因素的影响,在模型中加入了总抚养比、基尼系数、通货膨胀率、居民人均收入增长率、私人信贷占比、实际利率等控制变量。结果显示,私人信贷占比和通货膨胀率两者与居民储蓄率呈负向相关关系,而总抚养比、居民人均收入增长率、实际利率和基尼系数与居民储蓄率呈正向相关关系。六：居民幸福感的影响。梅立兴、许焕(2018)等人以城市幸福感指数作为居民幸福感的工具变量,利用2SLS回归方法检验,发现居民幸福感对其参与储蓄和储蓄率有显著负向影响这一结果具有稳健性。进一步研究发现:居民对未来经济和利率的乐观预期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解释幸福感对居民储蓄行为的影响,而不确定性和遗赠储蓄动机不能解释幸福感的影响。同时他们认为，通过增强居民的幸福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中国高储蓄率的问题。
以上文献从不同方面分析了中国家庭储蓄率的现状，但鲜有专门研究浙江省家庭储蓄率的文献。本文将从女性劳动参与的角度出发，结合浙江省省情，采用计量经济学的方式，实证分析女性劳动参与对浙江省家庭储蓄率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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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林蕾蕾.《浙江省人口结构与居民储蓄率关系研究》[D].广东，暨南大学，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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