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建设取得了惊人的成就。短短几十年以来GDP就已经稳居世界第二的位置，且不断拉近与美国的差距。与此同时，由于我国实行的是非均衡增长的模式，在市场经济下，各生产要素充分流动，东部地区由于其地理优势、历史优势和政策优势，产业资本要素不断汇集，产业集聚程度不断增加。随着改革的不断深入，中西部地区也迁入了大量劳动密集型和资源消耗型企业，也形成了一定规模的产业集聚，可以这么说，在各地政府的努力下，各地都积极吸引外资，打造本地特色产业。因此，产业集聚已经成为区域经济发展的重要推动力。 但回顾过去，在经济高速发展的同时，我国的环境污染问题也愈发严重，水污染、土地污染、空气污染等现象频频发生。而这些大部分的污染物都产生于工业的废弃物排放排放 。尽管各地政府已经加强对环境的监控和不合规排放的整治，但每年冬天都会有大量的城市持续出现雾霾等恶劣污染天气。 近年来，习近平总书记一直强调金山银山不如绿水青山，因此环境问题也变得愈发重要。在这一背景下，探求如何让经济与环境协调发展就显得格外重要，研究产业集聚对环境污染的影响就有极大意义。不仅有助于深入分析产业集聚的经济利益和环境代价，还有助于不同区域根据各地情况因地施策，并就如何让产业集聚对环境产生正外部性可以提出合理化建议。
1：产业集聚度的计量表现形式，即如何使用具体化的数据去表现产业集聚度，之前的研究一般是通过地理上的集聚度去表现，对于本文来说，不仅要看地理上的集聚，还需看产业链上下游的集聚程度。 2：环境污染的指标体系的构建，即表现环境污染的典型变量的选取，并通过跟标准值进行对比得出比值，从而得出环境污染程度。 3：产业集聚程度对环境污染程度影响的模型建立，研究其内在的影响逻辑。 4：政策建议的提出。
对于产业集聚来说来说，最先提出这一概念的是Marshall(1920),他在《经济学原理》中首次提出了工业集聚，并对这一现象做了解释。到20世纪90年代，Poter(1990)提出了“产业群”的概念，其认为一个国家的优势产业往往是在地理上形成集聚的，企业集聚形成的产业聚集能够扩大竞争优势。Amiti(2005)认为较低的贸易成本会使外资集聚，而地理位置靠近市场或者供应商的地方更容易产生集聚。而国内有的学者认为是地区专业化推动了产业集聚。范建勇（2004）用规模报酬递增和存在运输成本为前提来分析产业集聚的变化趋势，发现地区专业化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促进产业集聚。也有其他一些学者提出各种影响产业集聚的因素，如Venables(1996)指出贸易自由化可以促进产业集聚。金煜等（2006）认为自然环境、经济条件、政策导向都会影响到产业集聚。对于我国的产业集聚来说，杨洪焦、孙林岩（2008）通过研究发现：1988-2005中国制造业整体水平一直是上升趋势，产业聚集现象十分明显，特别是自然资源依赖度高和技术含量高的行业。 在对于影响环境污染的因素中，经济增长、FDI、财政分权和技术进步是影响环境的主要因素。20世纪90年代, Grossman和Krueger(1991)提出了环境的库兹涅茨曲线(EKC),曲线的左半段说明,经济增长的同时环境污染将不断加剧,但是曲线的右半段则说明,当经济发展达到“拐点”后，环境污染将得到改善。这是最早关于经济发展与环境污染之间的研究。Walteramp;Ugelow(1979)提出了“污染天堂”假说，指发展中国家通常会为了吸引外资而降低政策条件，这往往会导致跨国公司将高污染的产业转移到发展中国家。蔡嘉瑶和张建华（2018）发现地方政府财政自主权扩大之后会更多的投资基础设施建设而忽略了环境建设。而目前中国整体的环境污染较为严重，主要原因还是工业产业的高速发展。 在这个背景下，许多人从经济和环境的相互影响入手，开始了产业集聚和环境污染关系的研究。闫逢柱、苏李（2011）研究发现：短期内产业集聚有助于降低环境污染，而长期内产业集聚发展与环境污染之间不具有必然的因果关系；刘习平、宋德勇（2013）探讨了城市产业集聚对城市环境的影响效应，发现：对于大中小型城市来说，城市规模越大，产业集聚所带来的环境改善效应就越大，而对于非农业人口超过200万的特大型城市来说，产业集聚和人口的过度集中则会恶化城市环境；张可、豆建民（2013）在集聚对环境污染的作用机制方面做了研究发现：产出规模、产出结构和产出效率是导致污染的主要原因,产出规模导致的污染占总污染的1/3，而集聚所引起的产出效率和成本的提高反而加重了环境污染。李筱乐（2014）在研究中引入了市场因素，发现当市场化水平较低时,工业集聚会导致环境污染,并且随着市场化水平的提高,这种负面影响减弱；当市场化水平跨越更高门限值时,工业集聚会改善环境。杨仁发（2015）又在研究中引入了外商投资这一变量，发现当外商直接投资水平较低时,产业集聚将加剧环境污染,但是,随着外商直接投资水平增加,产业集聚对环境污染的负面作用逐渐较弱；当外商直接投资水平跨越更高的门槛值时,产业集聚将转而改善环境污染。张可、豆建民（2015）实证分析了不同聚集水平对三种污染物的影响：集聚对二氧化硫的影响作用呈倒'U'型,集聚对工业废水、工业粉尘的作用呈现'S'型。集聚水平小于0.2时,集聚促进了二氧化硫的排放;集聚水平超过0.34后,集聚对二氧化硫的排放产生抑制作用。集聚水平小于0.18时,集聚抑制了工业废水和工业粉尘的排放；集聚水平超过0.18后,集聚明显促进了工业废水和工业粉尘的排放。周锐波、吴思文（2018）基于2003~2014年省际面板数据,构建联立方程考虑产业集聚与环境污染的内生性,探讨了二者相互影响机制，发现产业集聚具有的知识共享及技术溢出效应有助于提高企业生产效率及管理水平,降低单位产出能耗,改善生态环境。而环境污染提高了企业生产成本,加速企业外迁,抑制了产业集聚。研究结论证实了我国存在'污染避难所'现象,提示政府应动态看待产业集聚与环境污染间的互动关系,避免盲目产业转移而降低环境治理效率,引起更大范围的生态环境问题。 目前总的研究来看，产业集聚程度对于环境污染总体是呈现一个倒U型，引入其他变量后发现，产业聚集对于环境污染具有明显的门槛效应。本次研究将通过对于中国东中西部不同的情况进行实证研究，得出不同地区目前产业集聚度以及其对于环境污染的影响，并给与相应的政策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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