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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文献综述
1.1国外研究现状分析
1.1.1国外研究现状
地摊经济是指一种通过摆设地摊获取收入的经济形式：商贩于道路或者公共场所周边临时设立的没有固定门店的摊点和商铺。地摊一般都比较强的流动性，售卖的商品的种类繁多，一般为小商品、图书杂志、服装、速食餐饮等。但是由于地摊经济大多具有非合法性，因而始终被认为是城市里的一种不太入流的边缘经济模式。因而根据地摊经济的定义，地摊经济的主要形式就是城市流动摊贩。
作为较早的城市流动摊贩研究者，吉尔茨(Geertz，1963)通过比较爪哇小镇毛基库斗(Modjokuto)和巴厘小城坦那坂(Tanaban)的社会经济发展情况来衡量印度尼西亚的整个社会发展水平。吉尔茨运用两种经济模型———“集市经济”和“以公司制为核心的经济”，并把摊贩的经营活动划归为前者，认为该经营模式有碍商业流通的完整性，集市经济是落后、低效率的经济形态。他建议只有将其淘汰并建立健全的现代商业体制，才能使地区的经济获得发展。他的研究激发了其他研究者对摊贩经营活动的兴趣。
与吉尔茨的观点相悖，麦基(McGee，1977)和杨(Yeung,1977)通过对东南亚雅加达、万隆、马尼拉、碧瑶、吉隆坡、马六甲等六个城市中摊贩的调查，得出了城市流动摊贩的经济活动实际促进了地区经济增长的结论，并利用价值分析揭示了其在降低低收入人群的生活成本、缓解就业压力以及锻炼个人的经商能力等方面的优势。同时，他们也承认摊贩经营活动存在一定的负外部性，譬如与合法经营者的不正当竞争、妨碍交通和破坏公共卫生等问题。总体而言，他们支持城市流动摊贩的从业行为，并认为城市流动摊贩提供的商业服务是城市商品流通分配体系中的重要一环，建议城市政府在政策上扶持城市摊贩。
20世纪70年代，麦基（McGee，1973）花费大量精力研究香港城市流动摊贩的生存状况。他从概念、文化和法律的角度重新定义了“摊贩”。概念上，摊贩的经营活动应列入城市经济结构的框架内，专属于零售业领域;文化上，不同的语境赋予“摊贩”更多新内涵;法律上，摊贩的生存处境与政府的行政和立法手段直接关联。另外，他将摊贩定位于循环经济模型的下层，其服务和交易构成了非资本密集型行业。这种定位方式将循环模型的上、下层作为经济的整体组成部分，缺一不可，任何涉及摊贩治理政策的制定都需要谨慎考虑，而不是简单的“清除行动”。
自1980年起，基于城市流动摊贩案例分析的研究逐渐增多:如在政策制定目标与实施的不协调方面，伊利(Illy，1986)发现马尼拉城市摊贩易逃避城市政府的日常行政管理，司马特(Smart,1986)则实地调查了香港瑞和街官方划定的摊贩特别经营区域;在引入性别和种族的研究角度上，科恩(Cohen,1986)以女性主义视角研究了在街头从事食品制作和售卖的女性，罗杰森(Rogerson，1988)从种族隔离角度出发研究了禁止约翰内斯堡街头的黑人城市流动摊贩在白人聚集区从事经营活动的现象。
城市流动摊贩研究多元化出现在2000年前后，受流动摊贩普遍增多、人员构成多元化且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影响较大。布鲁姆雷(Bromley，2000)认为经济不景气、大规模失业、大量的农村人口进城以及非正式就业领域的扩大化，是促使城市摊贩数量增加的主要因素。亚斯明(Yasmeen，2001)研究了东南亚地区受亚洲金融危机冲击，一些落魄的股票经纪人如何加入入行门槛低、操作简单的街头食品贩卖行列。这段特殊时期，街头食品不仅帮助城市流动摊贩解决了自身的经济状况，方便了民众的日常生活，这种自我经营的模式还大大缓解了金融危机所导致的就业压力。研究还表明，经济欠发达国家的城市流动摊贩从业人数往往占总就业人口的比重较高。保维克(Bhowik,2005)在对亚洲国家的城市流动摊贩研究回顾中提到，在孟加拉国、斯里兰卡、越南、柬埔寨、尼泊尔等国家，城市流动摊贩数量的增加很大程度上是因经济发展缓慢。安加瑞尔(Anjaria，2006)在对印度孟买的摊贩研究中发现:当地城市居民以及社会舆论普遍认为“孟买摊贩数量增加是由大量农村人口进城导致，这些lsquo;移民潮rsquo;正在摧毁这座城市”;受此影响，摊贩常感知到自身外来者的地位很难融入当地社会。
非正式领域专指不受正式监管控制的部分，通常与地下经济相关联。不少研究以案例的形式讨论某一地域范围中非正式领域的流动摊贩情况。那坎尼诗(Nakanishi,1990)、佩娜(Pena，1999)、劳伦斯(Lawrence，2009)和卡斯彻(Castro，2009)等学者对菲律宾马尼拉都市区、墨西哥城和厄瓜多尔的摊贩经营活动进行了研究;布拉塔(Brata,2008)对印度尼西亚日惹市(Jogyakarta)城市摊贩在非正式领域的从业风险进行了分析;德(Dey，2010)和达斯古普塔(Dasgupta,2010)对印度加尔各答城市流动摊贩的研究试图将非正式经济发展与全球化背景相融合。研究表明，正式经济领域容纳就业的能力降低与偏远地区缺乏足够的就业机会两方面的合力叠加促使了城市非正式领域就业规模的扩大。
在“市民社会”理念的影响下，国外研究转向了自下而上地审视城市流动摊贩的权益及空间诉求。研究表明，城市流动摊贩为自身利益诉求一直在做不懈的努力。作为被管治对象，城市流动摊贩通常较难维护自身权利，又因经营活动常在“合法”与“违法”的交接处夹缝生存，长期受不安全感的困扰，他们自发组成区域性联盟，意图借助团体的力量，与政府和其他利益团体进行政治博弈。卡姆尤里(Kamunyori，2007)在其学位论文中讨论了肯尼亚首都内罗毕的摊贩联合会，通过在街道、城市和国家层面上逐级发展，最终赢得与政府进行正常交流对话的空间;林德尔(Lindell，2009)和阿普布拉德(Appedlblad,2009)建议乌干达首都坎帕拉的摊贩联合会在政府管制的权力转移过程中应防范谈判空间被削弱。有研究者更深层次地思考与城市流动摊贩生存休戚相关的问题，例如，斯涛特(Staudt1996)、德诺凡(Dono-van，2008)等研究了摊贩占道经营活动所引发的有关城市公共空间使用权的争论;穆腊亚(Muraya，2006)认为城市规划可预先考虑为其经营活动提供地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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