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献综述
- 国外研究概述
- 实施股权激励计划会对公司绩效产生正向影响
Jensen和Meckling（1976），Leland和Plye（1977）通过理论分析得出结论，更高的管理层所有权有助于提高公司价值，管理层的股权激励与公司业绩之间存在着正相关关系，即管理层持股的激励相容效应。 Mehran（1995）利用1979-1980年美国资本市场随机抽样的153家制造业公司的数据，研究发现对CEO的激励报酬是CEO 提高公司绩效的动力，而且CEO持股比例与企业业绩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 Keloharju和Kulp（1996）选取芬兰资本市场1984-1993年间94家IPO公司中60家公司为样本，在验证Jensen和Meckling（1976）提出的代理假设时发现，当管理层低持股比例时，公司绩效与管理层持股比例显著正相关，而当管理层高持股比例时，两者也呈正相关但不显著。 Carl R.Chen 等（2003）分别采用日本上市公司的数据进行实证研究，他们也证实了管理层的股权激励和公司业绩之间存在着正向线性关系。 以上研究表明公司业绩是管理层股权激励的单调增函数，公司业绩随着管理层持股比例的增加而增长。
2、非线性或负面影响
类学者研究认为随着高管人员的持股比例的提高，会对公司业绩产生两种完全相反的效应，即利益趋同效应和防御效应。前者是指由于持股会使高管人员的利益与股东趋于一致，在一定的持股比例之内董事股权与公司资产的市场价值之间存在着一种持续的正相关关系，后者是指如果此比例超出一定的范围，则公司业绩与持股比例之间就会呈负相关。即两者之间存在区间效应，代表性的研究如下： Hermalin 和Weisbach在1991年采用滞后公司绩效一期的管理层股权数据研究两者的关系，发现两者之间呈M形。临界点为 1%，5% 和 20%。
Chen，Hexter 和 Hu 在1993年研究发现托宾Q是经理股权的函数：当持股比例在0%-5%之间时，托宾 Q值上升；当处于5%-12%时，Q 值下降；当超过 12%时，结果则随着样本年度不同而有所变化。 Morok，Hleifer和Vishny（1988），McConnell和Servaes（1990）的研究结果发现高管的股权激励与公司业绩之间存在非线性关系，两者之间呈倒U形。 Myeong-Hyeon Cho（1998）研究了管理层股权、投资水平及公司绩效之间的相互关系，以《财富》500杂志中制造业公司为样本，在采用单方程模型下，重复 Morok 等（1988）的研究，发现了管理层持股比例与公司绩效之间的非单调关系，即管理层拥有的股权在 0%-7%、7%-38%、38%-100%三个区间上，公司价值分别随管理层拥有的股权比例的增加而增加、减少和增加。 以上研究表明管理层股权激励与公司业绩非线性相关，随着持股比例的变化，股权激励与公司业绩呈M形、U形等关系。
二、国内研究概述
对公司绩效的影响
- 正向影响
杨征（2020）认为在物流行业合理的运用股权激励制度，能够有效提高代理人工作动力和热情。随着代理人在企业中的股权份额不断增加，代理人与公司之间建立起稳固的共同利益关系,促使管理者规避短视行为,更多关注企业长期发展目标，使得企业的风险抵御能力和经营管理水平都会得到明显的提升，进而提升企业的绩效，企业绩效与股权激励之间存在着正相关关系。在CRO企业中，叶小杰（2020）以泰格医药为具体研究对象，研究发现股权激励能够提升公司绩效，但激励效应会由强减弱，同时，股权激励计划也会缓解外部环境对公司绩效的冲击。黄沛（2020）通过对旅游上市公司2009-2018年的面板数据进行研究，运用固定效应回归方法及调节效应检验研究高管股权激励与经营绩效之间的关系以及股权集中对上述关系的调节作用。结果表明，高管股权激励与经营绩效显著性相关。在农业上市公司，张倩倩（2018）通过2011-2016年的相关数据建立面板模型进行回归分析，也得出了出类似结论。高管股权激励能显著提升公司绩效，抑制第二类代理成本，但对第一类代理成本的抑制作用不明显。第二类代理成本在高管股权激励与公司绩效之间发挥着显著的中介作用。同时，针对不同群体实施股权激励会对上市公司产生不同的影响，童长凤利用2013-2017年A股113家上市公司的的数据，实证结果表明核心员工股权激励的加大会对公司业绩产生积极作用，且限制性股票方式可以产生更优的效果。核心员工实施股权激励对公司业绩的促进作用不因行业不同而改变。董斌（2015）运用 Ｒosenbaum 边界估计方法考察处理数据，同时尝试利用倾向得分匹配模型 ( PSM) 来解决股权激励内生性问题，得出实施股权激励能提升上市公司绩效的结论。但同时也发现，实施股权激励对国有上市公司影响不大，对成长性上市公司影响显著。
- 非线性或负面影响
张雁（2015）通过度对2009-2012年间正式宣布实施股权激励的八十七家中小板上市公司为样本，构建多元非线性回归模型，通过实证分析得出结论：股权激励比例与公司的绩效之间存在着非线性相关关系。刘剑（2005）的实证研究得出管理层持股比例在0至0.1376%内，公司绩效随着管理层持股比例提高而下降，管理层持股比例处于0.1376%至 0.7462%这一区间内，随着持股比例的不断增加，两者又趋向正相关，当管理层持股比例超过 0.7462%，两者又负相关。 徐大伟等（2005）以我国上市公司中25家管理层收购企业为样本，就我国管理层收购与上市公司治理绩效的相关性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结果显示，这 25家管理层收购企业中公司绩效与管理层持股呈非线性的三次方程关系，即当管理者持股比例在0-7.50%的范围内，上市公司经营绩效ROE值与管理层持股比例正相关；在7.50%-33.35%之间时管理层持股比例的增加会导致管理层对外部股东的利益侵占，增加公司的代理成本，从而表现为上市公司经营绩效与管理层持股比例负相关；大于 33.35%又恢复为正相关，持股比例的增加又会刺激管理者的经营行为，进一步提高上市公司的整体绩效。这一结果证明我国上市公司中实施管理层收购的企业管理层持股与公司绩效呈非单一性关系，对于我国有效地开展上市公司治理、合理地实施管理层收购具有借鉴和指导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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