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贸区建设对我国金融市场的影响研究
1 研究背景
从国际方面来看，在经济全球化的大背景下，中国为了谋求国家更好更快的发展于2001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在加入世贸组织后，中国的市场经济体系逐步建立且日趋完善（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课题组，2002）[[1]]，对外贸易进一步扩大，进出口总额不断增长，人民生活水平也明显改善（李明，2015 ）[[2]]。然而在近十年来，由美国主导的区域经济一体化体制正在逐步取代世界贸易组织形成的国际贸易多边体制。美国与加拿大、墨西哥两国于1994年建立了北美自由贸易区（NAFTA），随后于2009年11月正式宣布参与了“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并在2013年7月与欧盟国家签订了“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协定”（TTIP），其意在将原先WTO的多边贸易体制逐步边缘化，形成一个由美国等发达国家主导国际贸易新规则，以此来控制世界经济的格局（安瑞，2016）[[3]]，同时中国也未曾被邀请加入到此类协定之中。
从本国来看，自改革开放以来，虽然我国的GDP增长迅速，但我国在全球生产价值供应链上仍处于生产制造端，主要是进口零部件凭借国内廉价的劳动力进行加工组装后出口成品到西方发达国家。在国际分工与贸易中也处于中低端环节，我国的贸易结算多以美元结算，贸易过程中的金融服务也大多由发达国家负责（任学武，2017）[[4]]。由此可见，中国的对外贸易市场、外汇结算体系仍需更进一步的加强建设，同时亟需在全球价值链上由低端逐步向高端转型，不然中国在世界舞台上的经济阻力会不断增大。
在这样的背景下，2013年8月，国务院正式批准设立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多家企业及国内外银行、金融租赁公司等金融机构入驻，是中国设立的第一个国家级自由贸易试验区。标志着我国开始了新一轮的改革，是顺应国际贸易发展趋势的重大举措，正式开启了自贸区1.0时代。随后，在2014年12月，国务院修改了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扩展区域暂时调整有关法律规定，在2015年4月，国务院批复成立了福建自贸区、广东自贸区和天津自贸区，自贸区建设进入2.0时代（张晨阳，2019）[[5]]。一年后的8月，国务院决定在浙江省、陕西省、辽宁省、湖北省、河南省、四川省、重庆市这6个省1个市再次设立新的自贸试验区，由此开启了自贸区3.0时代。三年后的8月，国务院又分别批复设立了江苏、山东、云南、黑龙江、广西、河北这6个自由贸易试验区，自贸区4.0时代也正式启动，至此我国已形成了“1 3 7 6”的自贸试验区格局。在国家大力规划发展自贸区，配套完善相关法律措施、贸易协定的情形下，对自贸区的分析研究也在逐渐加大。
2 研究意义和目的
自由贸易试验区的建设与发展首先是一项重大的国家战略，它的设立与发展从国际角度来看，是顺应了全球经济贸易发展的大趋势，是新一轮政府改革的风向标。通过自贸区改革发展来进一步摆脱前一个时期国际金融危机、贸易摩擦动荡所带来的不利影响。以制度创新来释放新一轮的增长动力，推进改革引领新一轮的全球改革赛跑。在复杂多变的国际新形势下，自贸区建设能促进中国与世界上的其他国家快速合作接轨，进而有利于搭建与全球经济相融合的桥梁（祝佳音，2015）[[6]]。与此同时，通过国家政策的创新，可富有成效的将市场职能与政府职能相分离，打破长期以来中国政府过多管制干预市场的现象，使其各自发挥自身独特优势，进而实现中国经济的稳定、可持续增长。
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张亦春,郑振龙,林海，2013）[[7]]，自贸区的建设意味着我国改革开放战略已从原来的的贸易层面上升到了金融层面。国务院出台的关于金融改革方面的方案，突破了已有的条框，通过放宽外汇、税收，资本项目可兑换等一系列优惠政策，将吸引更多的外资企业和金融机构在自贸区内注册发展，这同时也有利于离岸金融市场的进一步发展，对推动国内金融深化,进而带动国内经济发展具有正面推动作用（韩静，2019）[[8]]。另外，随着自贸区建立后海上货物贸易的往来发展，势必会推进海上保险等航运金融服务业务的集中和发展，有利于化解航运风险的金融支持问题。由此可见，自贸试验区这块试验田的成功与否，将直接影响到整个国家金融实力的进一步提升。
3 文献综述
3.1 国内相关文献综述
关于自贸区的研究，国内学者采用了多种实证分析的方法，对国内的各个自贸区从多角度展开了详细的研究。在自贸区开启1.0时代后，在经济增长方面，谭娜、周先波、林建浩（2015）[[9]]运用反事实分析方法，选取了31个省市区的2005年至2014年进出口总额和工业增加值数据进行实证研究，发现上海自贸区的建设促进了上海市的经济增长。王利辉和刘志红（2017）[[10]]通过采取面板数据政策效应评估方法和合成控制法，围绕上海自贸区进出口额实际人均GDP、固定资产投资这三个方面进行实证研究，得出自贸区对上海地区的进出口额、经济和固定资产投资都产生了正效应，特别是推实际人均GDP的影响较大。叶修群（2018）[[11]]采用双重差分法，选取2003年至2016年的面板数据进行分析，同样得出自贸区的设立显著提高了GDP水平。郭芷青（2018）[[12]]从区域经济学的角度，对上海自贸区建设发展历程和特点进行分析，得出自贸区建设将会推动长三角地区、长江经济带的建设和发展。在对外贸易方面，丁小荷和周昭雄（2018）[[13]]通过建立基础回归模型，选取江苏和浙江两省的2007年第一季度至2017年第四季度数据进行回归检验，得出上海自贸区的建设促进了长三角地区的出口贸易。王冠凤和郭羽诞（2014）[[14]]分析了美国、新加坡、荷兰促进贸易便利化的政策措施，借此提出上海自贸区推进贸易便利化和自由化需要探索建立相关评估体系、逐步开放服务市场、增加区外投资等合理化建议。项后军、何康、于洋（2016）[[15]]运用基础回归模型的方法，构建了上海货物贸易进出口计量模型，并进一步通过非线性双重差分和断点回归模型进行数据分析，得出自贸区的设立对货物进口贸易有积极影响而对出口贸易的影响不显著的结论。
进入自贸区建设2.0时代后，国内学者又进一步对新建设的三个自贸区进行研究。崔婷婷（2015）[[16]]在分析了广东自贸区有着地理位置优越、政策叠加、进出口贸易发达等优势的基础上，提出要升级自贸区仓库、规范市场准入及监管制度，发展跨境物流等措施来促进跨境电商的发展。陈豪光（2015）[[17]]对广东航运业的现状进行分析，参考上海自贸区发展的成功经验，提出要加强航运基础贸易、设施建设，推动航运金融业发展的建议。徐梦君（2017）[[18]]通过指出广东自贸区贸易便利化的立法、监管体制和具体制度存在的问题，分析美国、新加坡两国贸易便利化制度，提出广东自贸区应完备法律制度、提高监管效率和便利贸易的建议。张良强和李乃正（2015）[[19]]认为在福建自贸区建设的背景下，可加强平潭自贸区与台湾对接合作，加强厦门自贸区片区与台湾产业合作，构建环海峡经济圈，推进产业对接。杨楷和胡滨（2016）[[20]]指出要促进两岸生产要素的流动、扩大金融服务开放合作、加强两岸产业合作等，才能促进两岸经济的合作。虞冬青、赵琳慧、孟力、张丽恒、曲宁和仲成春（2015）[[21]]通过对天津自贸区多方面的解读，以上海自贸区建设为经验，提出天津自贸区要结合自身优势才能实现更好发展的观点。雷霆华（2015）[[22]]，阮国琳（2016）[[23]]对天津自贸区融资租赁业发展现状进行分析，指出发展问题所在并进行进一步的相关研究，最后提出有针对性的建议。
在金融开放及改革方面，李岩和高西（2018）[[24]]从定性的角度分析了上海自贸区的建设，特别是负面清单管理的方式，可以简化很多审批流程，能够吸引更多的外资银行和合资银行的进入，促进银行间的竞争，推动离岸金融市场的发展。徐明棋（2016）[[25]]对自贸区金融改革开放的相关政策措施进行详细剖析和解读，并从多个角度分析了这些措施对推进人民币国际化的影响。罗素梅和周光友（2015）[[26]]认为自贸区建设后的金融开放、利率市场化和资本流动是密不可分且是相互促进的，因此要协调好三者间的关系，推进利率市场化改革的顺利进行。
3.2国外相关文献综述
国外学者对于自贸区的研究也是多方面、多角度的。大多数学者认为自贸区可以打破贸易壁垒，通过税收优惠政策的支持，进一步降低贸易成本,推动贸易往来国间的商业经济往来，促进各国经济的发展。Sheng Yu等人（2012）[[27]]认为中国——东盟自贸区的建立促进了双边贸易，推动了经济的增长，并运用引力模型佐证了这一观点。Estrada 和 Park（2009）[[28]]运用一般均衡模型，就中国——东盟自贸区的建设能否促进双方经济发展的问题展开分析，得出中国——东盟自贸区的设立会加强双边的经济伙伴关系。John Wong 和 Sarah Chan（2009）[[29]]认为中国——东盟自贸区的建立在经济上存在着合作和竞争的关系，但随着自贸区的不断深入发展，双边经贸合作总体上还是有益于经济发展的。Mahinda（2007）[[30]]在构建GTAP模型的基础上，对美澳自贸区的建立进行分析，结果表明了美澳自贸区会促进两国的贸易往来，增加大部分行业的产出。Mai Yinhua 和 Philip（2007）[[31]]对中澳自贸区的各种效应构建了MMC模型，经过数据分析后得出自贸区会通过提高生产效率的方式来促进两国贸易发展和GDP的增长。Mahinda Siriwardana 和 Yang Jinmei（2008）[[32]]认为中澳自贸区建立后，澳大利亚的畜牧业和农产品的产出会大大增加，工业部门产出则会降低，进而会对其经济结构产生一定的调整作用。Chang-Soo Lee 和 Doo Moon（2010）[[33]]认为中日韩三国共同结成自贸区，将会对各成员国的经贸结构产生积极影响。Belem I.Vasquez Galan 和 Olajide S.Oladipo（2009）[[34]]比较了北美自贸区建成前后FDI和出口对墨西哥经济的影响，结果显示FDI对墨西本国经济增长不显著，而出口明显促进了其经济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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