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献综述（或调研报告）：
布雷顿森林体系的确立意味着全球美元化的开始。与各国汇率绑定、与石油交易绑定，同时美国拥有全世界最先进的科技和最强大的军事，使得美元获得了最佳的信用，得以在全世界普遍交易。如今美元化成为了国际经济学研究的热点之一，美元化的利弊也曾一度成为国内外学者讨论的焦点并且均已从理论和实证方面进行了诸多研究。这些研究集中于讨论美元化的成本和风险，美元化对该国货币政策以及美元化对通货膨胀、汇率波动、外汇储备、经济增长和金融发展的影响。美元化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一国经济主权和金融主权，特别是在通货膨胀高企的时候，更高程度的美元化反而有助于抑制通货膨胀上涨、带动银行业发展和提高政府的信誉。但是美元化程度的提高又可能会引发汇率波动、国内货币的供求失衡和加剧外汇储备囤积等问题，从而造成金融市场的震荡。
自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世界金融市场总体呈现出疲软的态势，世界经济形势不容乐观。如今虽然距离这次危机已经过去了十多年，但是其造成的影响至今仍然存在，致使当今的金融市场具有远非往昔的不可预测性，一些国家在此之后实行的量化宽松政策对于金融市场也有一定的冲击性。此外，我们还要考虑到国际上的一些政治因素，英国脱欧、特朗普当政、民粹主义和贸易保护主义的抬头等，这些都对我国的经济产生了不同程度的影响。尤其美国拥有全球美元化赋予的美元霸权，可对我国实施金融经济制裁等不良影响。我国作为积极倡导全球化的大国，对于美元化对外部金融环境的影响要有一个明确的认识，才能在一定程度上确保我国金融市场的稳定。
（一）全球美元化的由来发展情况
在某些主权国家，美元具备事实上或者法律上的合法地位，可以正常流通，使用交易、储备、借贷等职能，居民持有美元，并在本国境内的普通经济事务过程中，使用美元进行交易、结算，该主权国家的货币当局并不禁止，或者即使禁止，民间依据然我行我素，这种现象被称为美元化（彭滔，2018）。
美元由于种种原因成为了世界贸易的主要货币，在全世界各地被普遍交易。然而不同国家选择美元化的原因确不尽相同。对于东盟的几个国家，如柬埔寨是东南亚国家中美元化程度最高，也是易被美元化的国家，属“高度美元化”型。关于美元化的成因，多数文献认为是恶性通货膨胀。但在柬埔寨却有其根本特殊的原因，如战乱和社会动荡摧毁了柬埔寨的经济金融制度；国家对宏观经济管理不善、金融机构改革滞缓促使外币（美元、泰铢）大量流通；联合国柬埔寨临时权力机构（UNTAC）时期接受国外援助输入了大量美元，促使柬埔寨美元化程度高企（刘方、丁文丽，2018）。对于越南，李杰（2018）指出20世纪60年代，由于当时越南的南部驻扎着美军，美元开始在越南流通；首先是恶性通货膨胀和本币贬值，20世纪80年代，越南经济由计划经济转型市场经济，而国内却面临着恶性通货膨胀的局面。在1986～1988年期间GDP增长率平均为3. 8%，而通货膨胀率在1986 年高达398. 07%；其次是利差，越南盾与美元的利差也是导致越南美元化的原因之一。何曾、梁晶晶（2015）指出，长期以来，美元一直是最主要的国际储备货币、 国际贸易计价结算货币和跨境投资币种。而柬埔寨、老挝、越南和缅甸的经济主体屡遭本币对内、对外双重贬值损失，因此，都愿意接收、持有和使用美元。虽然美联储或柬埔寨、老挝、越南和缅甸央行均未出台专门的政策推动当地经济美元化，但当地市场还是自发地主动选择了美元替代本币。此外，旅游业是当地的支柱产业，吸引外资发展当地经济是政府的首要目标，外国游客和外商投资者向当地输入了大量的包括现钞在内的美元资金，在薄弱的金融基础设施和滞后乏力的金融监管下，包括民众在内的经济主体很方便、很容易获得、持有和使用美元，从而减少了对本币的需求，本币的作用和市场地位随之下降，美元化的事实进一步增强，并在事实上成为柬埔寨的第二个法定货币。总之，外币的货币价值比本国本币价值高，从而诱导本国经济主体放弃本币而选择持有和使用外币，是东盟国家美元化的内因；出于经济发展、改善民生等因素的考虑，一国主动或被动、直接或间接地放宽了外币在本国国内的流通使用，是东盟国家美元化的外因。
显然美元化有着明显弊端。彭滔（2018）指出两点主要弊端：（1）中央财政无法获得巨大的铸币税收入。铸币税是铸币成本与其在流通中的货币价值之差，一张面额一百的纸币生产成本可能仅仅需要0.1元，中央银行发行这张纸币获得的铸币税是99.9元。由此可见，美元化国家将失去一笔巨量的财富。（2）美元化后，该国经济体的货币政策无法保持独立。货币政策是一个主权国家的中央银行，为实现经济发展、稳定就业、平衡国际贸易赤字，通过调节货币供应量来控制货币的供给，从而调节市场利率，通过市场利率的变化来影响资本投资，影响总需求，调节宏观经济运行的各种方针措施。
（二）我国金融安全的现状
王元龙（2003）指出，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我国金融对外开放进一步扩大，参与金融全球化的进程也随之加快，与其他国家的资金往来愈发频繁，我国外汇储备不断增加。国外金融机构进入我国，为我国银行业的发展带来了新的理念及新的机制，也给银行业发展带来巨大的压力。金融全球化进程中固有风险因素影响增大、金融波动和危机传染风险增加，对我国金融体系特别是中资银行、金融监管、金融宏观调控带来严峻的挑战。我国经济发展起点低，基础薄弱，抵御风险的能力较差。在对外开放的过程中，我国对外金融运行缺少经验，金融安全理论研究滞后，金融体制不够完善。同时资本流入会受政策因素影响，加上成本因素，有些外资会利用政策空隙高进低出，致使金融机构遭受损失。书中还提出，为维护我国金融安全，应控制国际资本流动的风险，推动银行业改革与发展，完善金融监管体系，协调货币政策，制定与实施合理的汇率政策，改革外汇管理体制，调整国际收支促进国际收支平衡，积极参与国际货币体系改革。
我国金融安全的形势也十分危急。吕家进（2017）指出我国金融安全面临六大风险。（1）不良资产风险，截至2017年一季度末，我国商业银行不良贷款达1.6万亿元，连续21个季度上升；不良贷款率 1.74%，比2013年底高0.74个百分点。一季度新增不良贷款673亿元，相当于2013年全年增量的68%。不良资产持续快速增加，一方面导致银行资产板结，加剧流动性风险，另一方面侵蚀利润和资本，加剧财务风险，最终可能引发银行危机或经济危机。（2）债券违约风险，2014年以来，我国债务违约事件频发，涉及金额已超过600亿元。违约行业由机械设备、化工、煤炭、钢铁、有色等周期性行业，逐步向运输、食品饮料等非周期性行业扩展，信用风险暴露从上游行业向中下游行业蔓延。当前我国金融市场、金融机构和金融产品之间的关系错综复杂，债券违约事件连锁传导，极易放大金融风险，影响社会稳定。（3）影子银行风险，2010年以来，发挥着类似银行信用中介功能的影子银行发展迅速，包括各种理财产品、各类非银行机构的信托贷款、委托贷款等。有研究估计，2016 年底我国影子银行规模超过60万亿元。与正规银行体系相比，影子银行风险偏好更高、期限错配更严重、跨市场套利程度更高，不仅延长了实体经济的融资链条，提高了实体经济的融资成本，而且异化了金融创新，使中国经济“脱实向虚”日益严重，容易引发系统性金融风险。（4）房地产泡沫风险，我国房地产目前面临结构性高房价、高库存双重挑战。一方面，北京、上海、深圳等热点城市房地产价格过高，上涨过快，存在泡沫化倾向。另一方面，部分三、四线城市房地产库存较大，去库存压力较大。由于房地产市场分化，加大了调控难度，加之房地产行业产业链长，涉及的行业和人群范围广，一旦市场回调与政策调控叠加导致房地产市场大起大落，将给银行业及国民经济带来较大的风险。（5）互联网金融风险，在网贷平台、第三方支付、股权众筹、互联网保险等形态多样的互联网金融取得快速发展的同时，也在不断滋生和积累新的风险。除传统金融所具有的信用风险、操作风险和市场风险之外，互联网金融所具有的信息泄露风险、技术安全风险日益凸显。由于互联网金融业务更加复杂，产品的关联性和风险传染性更高，再加上部分互联网金融业务存在监管真空，容易引发区域性或系统性风险。（6）外部冲击风险，从全球层面看，世界经济复苏乏力，由金融危机、债务危机引发的社会政治危机有所蔓延，国际金融风险点仍然不少。一些国家的货币政策、贸易 政策调整形成的风险外溢效应有可能对我国金融安全形成外部冲击。一方面，美联储正在以渐进的方式加息，并可能在2017年晚些时候开始缩减资产负债表。美联储货币政策的转向，可能造成长期利率跳升，进而引发汇率动荡、国际资本流动逆转，造成国际金融市场的剧烈波动。另一方面，部分经济体实施的“逆全球化”政策可能导致贸易投资保护主义抬头，一旦全球保护主义情绪进一步加剧，必将放缓甚至逆转国际政策协调和经济全球化进程，阻碍贸易自由化、资本和劳动力流动，并拖累全球经济增长，加剧金融市场动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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