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食品质量认证、农产品认证产生与发展
食品质量安全问题本质上就是由于食品质量安全信息不对称引起的市场失灵（Antle，1996；
Caswell，1998），农产品质量安全问题同样如此。信息不对称的存在极易导致“劣品驱除良品”的柠檬市场的出现，这是我国农产品质量安全事件中出现的违法添加物和农兽药超标与滥用的根源。
食品安全质量具有信息不完全、外部性的特性，因而需要政府介入对其进行管控避免市场失灵（幸家刚，2016）。在20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政府建立实施食品安全及农业生产操作标准对食品和农业进行规制。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推进，私人标准在全球农业食品链的治理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Humphrey，2008；Jaffee,2004）。政府从直接监督和控制中退出，越来越多地以间接方式来规制食品和农业生产，这一趋势引发了一场关于公共和私营机构在管理食品安全和质量方面的作用以及农业食品系统更广泛的社会和环境影响的激烈辩论（Henson，2008）。有文献表示，私人标准是增强农产品在国际市场竞争地位过程中的催化剂（Hensonamp;Jaffee，2008；Jaffeeamp;Henson，2004）。如今的食品行业往往是采用多种治理机制进行管治，治理越来越多的是一种政府、公司、私有规制实体（如认证机构和授信机构、活跃的非政府组织）之间的联合行动（幸家刚，2016）。
农产品质量认证始于20世纪初美国开展的农作物种子认证，并以有机食品认证为代表。到20世纪中叶，随着食品生产传统方式的逐步退出和工业化比重的增加，国际贸易的日益发展，食品安全风险程度的增加，农产品认证成为确保农产品质量安全和降低政府管理成本的有效政策措施。于是，出现了HACCP（食品安全管理体系）、GMP（良好生产规范）、欧洲EurepGAP、澳大利亚SQF、加拿大On—Farm等体系认证以及日本了JAS认证、韩国亲环境农产品认证、法国农产品标识制度、英国的小红拖拉机标志认证等多种农产品认证形式（金发忠，2006）。我国农产品认证始于20世纪90年代初农业部实施的绿色食品认证，2001年，在中央提出发展高产、优质、高效、生态、安全农业的背景下，农业部提出了无公害农产品的概念。
二、农产品认证行为研究综述
随着上述农产品认证的产生与发展，国外有不少文献在农产品认证如GlobalGAP对发展中国家的影响方面进行了实证分析（Afsaw， Mithofer amp; Waibel，2008；Graffham et al.，2007 ）。有研究表明，由于规模经济的存在，GlobalGAP认证成本是可观的（Graffham et al.，2007），进行认证的生产者收入有了显著增长（Mausch， Mithofer， Asfaw， amp; Waibel，2006），生产力、市场准入得到提高，化肥农药的使用减少（Okello，Narrod，amp; Roy， 2007）。但是影响生产者农产品认证行为的衡量指标是经济效益，只有当预期收益减去当期收益大于等于增量成本时，经营主体才会选择进行认证（Henson amp; Masakure，2010）。基于上述原则，有学者对发展中国家农产品从认证中是否受益（Henson amp; Masakure，2010）以及影响经营主体认证行为的影响因素进行了研究（Sarah Kersting amp; Meike Wollni，2012），结果表明对于企业农产品认证是必要投资，因为可以保持高价值出口市场的准入（Henson amp; Masakure，2010），也有企业不愿意进行农产品认证，尤其是农产品和鱼类加工部门，原因是企业认为认证成本太高（Henson amp; Masakure，2011）。对于小规模农场，进行农产品认证的障碍是缺乏获得信息和推广服务、技术的机会（Sarah Kersting amp; Meike Wollni，2012） 。
国内，随着中国农业农村经济的不断发展，以农业专业大户、农民专业合作社和农业企业为代表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日益显示出发展生机与潜力，已成为中国现代农业发展的核心主体（俞宁、黄祖辉，2010），与农产品生产市场化、商品化和专业化息息相关（张晓山，2007）。我国关于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农产品认证的研究多是定性研究，进行定量研究的较少（周洁红、何乐琴和金少胜，2009），并且少量的定量研究也多集中于经营主体的农业标准化行为，而对于经营主体在标准化过程中的农产品认证并未给予足够的重视（周洁红和刘清宇，2010；王芳、王宁、隋明姜和钱永忠，2013；张若和姜启军，2015）。目前，国内关于农产品认证的研究从现状、问题、对策进行描述性分析（邓少军，2013；张利国，2006）。此外，从经营主体的角度农产品认证行为与动机、农产品认证实施效果进行实证研究（幸家刚，2016；李光泗，2014），从消费者角度考察消费者从农产品认证的受益程度、对农产品认证的支付意愿（王志刚，2013）。
虽然国内有关消费者行为的研究表明，消费者对于不同质量安全认证的支付意愿存在显著差异，但对于经营主体实施不同认证的行为效益的研究仅在这两年开始有所探索。基于浙江省农业标准示范基地数据，定量分析对比不同认证的经济绩效和产业带动绩效，发现管理体系认证能显著提升示范基地的经济效益，有机认证则显著降低了基地的经济效益，地理标志认证能显著增强基地的产业化带动能力（幸家刚、周洁红，2014）。同时研究表明虽然质量安全认证会导致经营成本增加，但会促使经营主体的产品形象显著提升、市场竞争力明显增强和价格相对提高，但存在着：无认证的标准化相对于绿色食品认证、有机食品认证和无公害农产品认证，更能显著提升经营主体的效益，从而表明质量安全认证的经济绩效并不明显这一现象（幸家刚，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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