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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外同类研究概况
早在1984年的中央一号文件《关于一九八四年农村工作的通知》中就提出要办好家庭农场，时隔30年后，家庭农场于2013年的中央“一号文件”再次被提及。近年来，国家涉农政策几乎都对家庭农场的经营发展有所提及。2014年中央一号文件中，提出要扶持发展家庭农场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并明确表示要出台扶持政策。十八届三中全会则指出要坚持家庭经营的基础性地位。2019年，中央农办等11部门和单位联合印发《关于实施家庭农场培育计划的指导意见》，对加快培育发展家庭农场作出总体部署。
- 家庭农场的内涵与特征研究
家庭农场起源于欧美，经过200多年的不断发展，家庭农场的经营模式已经比较成熟，形成了生产经营体系。在欧洲，各国在经营家庭农场形成了不同的模式。杨澜（2008）从20世纪中期以来法国成功实现了对小农经济的改造从而真正成为资本主义农业强国的经验进行梳理。法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强调建立中型规模的家庭农场。为此，法国政府开始对小农经济大规模改造，同时，限制农场面积的无限扩大。[1]而荷兰是典型的欧洲小国但却是世界农业大国，其农产品净出口额度位列世界第一。肖卫东（2015）通过分析荷兰家庭农场样本，发现荷兰的家庭农场具有农产品生产高度专业化、经营规模日益扩大化、经营土地自有化、劳动力家庭成员化、经营组织合作社一体化、生产方式集约化和生态、农场收入来源多元化等特征。[2]德国的《农业法》为了扩大农场规模，鼓励农场达到10～20公顷甚至更大的农场，允许土地自由买卖和出租。为使土地连成一片，德国还制定实施了《土地整治法》。[3]
在我国，农业部指出，家庭农场是以家庭成员为主要劳动力，从事农业规模化、集约化、商品化生产经营，并以农业收入为家庭主要收入来源的一种新型农业经营模式。从经营方式上，胡华山（2017）提出家庭农场，就是以单户家庭为单位进行农业生产，自行解决利润、市场等问题，实行自我发展、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发展模式。[4]从经营主体上，蒋辉（2008）通过对苏南地区家庭农场发展的现状，得出家庭农场是以现代化技术、规模化经营、企业化管理为组织特征的一种现代农业经营主体。[5]从要素组成上，高强等（2013）提出家庭农场融合科技、信息、农业机械、金融等现代生产因素和现代经营理念的新型微观经济组织。[6]
- 家庭农场的经营对策研究
发达国家在家庭农场的经营体制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农业政策上。在美国，政府相对较少保护家庭农场的经营市场化体制。Afrial（1972）对美国农场从经营方式来进行划分为三大类：家庭农场、合作（合伙）农场和公司农场。合作（合伙）农场和公司农场以家庭农场为基础，公司农场绝大部分为家庭农场控股。受市场竞争和规模经济的影响，美国小型农场的数量减少较快，中型农场的数目增减并不明显，大型农场数量在增加。如果说农场规模过小难以抵抗自然灾害和市场风险，那么中型农场是有规模经济效益的，是较符合农业生产经营中适度规模要求的。[7]同样在英国，英国政府对经营市场化体制的保护也相对较少，英国农场数目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迅速减少，农场规模日趋扩大，逐渐形成农场规模愈来愈大，农场数目越来越少的趋势。[8]
赵东等（2019）对日本家庭农场的发展经营进行总结，提出目前的日本家庭农场主要走精细化、产业化、信息化、品牌化、科技化、智能化和高端化路线，打造小而精、小而美的家庭农场，但日本地少人多，土地分散，从客观条件来说并不适宜发展规模化、机械化的家庭农场。20世纪60年代，随着工业化、城市化发展，很多农民进人非农业部门工作，日本土地抛荒现象愈发严重。[9]1962年日本政府对《农地法》进行修改，取消或放宽了土地买卖限制，并允许出租土地，试图通过大农户扩大规模，促使土集地中。在土地限制政策放宽以后，上层农户土地规模扩大速度加快了。[10]
对于我国家庭农场的经营，易朝辉（2019）等通过对经营对策进行分析，提出了经济、政治、社会和技术四个方面提出了影响家庭农场经营的因素体系。[11]在家庭农场的经营对策上，薛亮等（2015）通过调研指出家庭农场是今后商品农产品特别是粮食生产规模化经营的主要形式，要对家庭农场实行动态管理，推进粮食生产规模经营。[12]赵金国等（2017）以山东省齐河县、肥城市、寿光市、安丘市、即墨市、莱州市的粮食类家庭农场为研究对象，进行因子分析和回归分析，发现农场主和劳动雇工、资金及土地是培育家庭农场的主要影响因素。因此在政策支持上，需要更偏向于财政补贴、农地确权和交易市场等方面。[13]
在家庭农场的政策支持上，孙桂兰（2019）提出政府在财政方面上需要给予相关优惠政策，按照土地规模提供适度贷款及贴息贷款；在技术方面上，政府多为农场主提供技术培训、信息交流平台，引领农场主打破传统土地经营方式，实现土地、资金、技术集约经营，引领农场经营主体运用先进的管理理念，加大资金投入、科技投入，积极运用新技术、新设备、模式、新品种，提高家庭农场的效率。[14]刘旭凡（2019）通过回顾其他国家家庭农场的发展，在技术政策支持上提出，中国的家庭农场发展过程中特别需要农业组织或协会的支持和帮助，通过技术扶持，形成良好的产学研转化体系，帮助家庭农场的经营者与科研机构建立联系，既可以获得技术上的指导又能够接触并使用新技术新品种。[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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