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献综述
1.研究背景
我国纪念性景观起源于人类的造型艺术和宗教艺术的萌芽,但几千年来我国是一个宗教法制社会,整个社会更盛行宗教崇拜，因此我国纪念性景观以宗教崇拜为核心,产生以敬畏、依赖、纪念祖先为目的的纪念园林，有黄帝陵等以及遍布全国的宗祠、寺庙、牌坊等，使我国纪念性景观有别于西方。在我国比较为人熟知的纪念性案例中，约80%的都有明确的轴线和超常尺度，如北京天坛公园、南京中山陵等，这与我国国情有很大关系。1950年后,我国社会民主平等意识才开始觉醒,逐渐关注纪念民众或和平的景观,而纪念主体与对象直接影响了作品。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我国的设计理念和风格受到西方启迪和影响,出现一些新的作品。例如齐康先生设计的'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把纪念的主题和表现手法集中在了罹难的同胞上。在设计过程中，设计师不仅多处运用了巴塞罗那美术馆的风格与手法,而且吸收了西方重视视觉冲击,讲究对称、透视、尺度,追求开放性、大视野的理念。但一些地方依然在模仿西方高体量主体,如碑、柱等超大广场式的纪念模式，或片面理解西方装饰、讲究细部等手法，设计上过度夸张繁琐,不得要领。[1]
2.研究目的和意义
景观是一个符号传播的媒体,是有含义的,它记载着一个地方的历史,包括自然的和社会的历史。它具有语言的所有特征，包含着话语中的单词和构成—-―形状图案、结构、材料、形态和功能。'河出图，洛出书'固然是一个神话传说,但它却生动地说明了中国文字与数字起源于对景观中自然物及现象的观察和启示的过程。[2]
纪念性景观就很好地体现着这一点。李开然先生强调纪念具有物质的和精神的双重属性，人类的纪念情感通过客观事物与历史事件的关联而获得宣泄，“纪念”与回忆尤其是人类的“群体回忆”有密切的关联，从某种程度上来说，纪念性景观是人类文明进程的标记和记忆的再现。[3]而我们需要将这种记录人类文明进程的语言记录下来。
本次设计以平衡保护与开发为原则建造纪念性公园，同时结合当地空间格局、历史文化、人文环境及丰县的立地条件，对场地进行景观规划。通过对纪念性景观建设、纪念文化传承等问题的研究，找出合理的解决方案，更好的使得当地的历史、文化在景观中得以延续，从而营造一个良好的文化景观环境。借本次项目训练，提高自身准确提出问题及创造性地解决问题的能力。
3.文献概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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