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献综述
1.研究背景
外来植物入侵是指植物借助人为或自然力量从其原生地进入新栖息地，并在新栖息地暴发性扩散，对自然、社会和经济生态系统都造成严重负面影响的现象[1]。外来生物入侵已成为21世纪五大全球性环境变化问题之一，不仅给我国的经济和生态造成严重损失，同时给我国农林产品在国际贸易中造成壁垒。我国是遭受外来生物入侵最严重的国家之一，随着改革开放政策和“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我国的农、林、牧、渔产品在国际贸易上交易频繁，导致近10年来我国外来物种的数量平均每年增加1～2种，造成的经济和生态损失逐年增加[2]。外来植物成功入侵是指某种植物从其自然分布范围进入到新的区域，并定殖、扩散，对当地的生态系统、栖息地或生物多样性造成严重威胁。我国现有外来入侵植物515种，隶属于72个科285个属，严重威胁我国的生物多样性和生态安全，每年给我国造成巨额的经济损失，仅凤眼莲(Eichhornia crassipes)一种外来入侵植物就已造成我国年直接经济损失近100亿元[3]。我国是外来生物入侵最为严重的国家之一，入侵生物几乎侵入了所有的生态系统。2017年第三届国际生物入侵大会公布的数据显示，我国已发现的外来入侵种有600余种，每年造成超过2 000亿元的直接经济损失。随着气候变化、经济全球化和“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推进，生物入侵事件频繁发生，且入侵种截获频次急剧增加，生物安全形势日益严峻，对我国的生态环境、经济及农产品贸易等造成严重威胁[4]。外来生物的入侵主要是人为活动造成的，刘春兴研究认为贸易与人员往来的全球化导致长期以来相互隔绝的物种在世界范围内人为地再分布。徐海根等调查表明依靠人类行为传入中国的外来入侵物种占总的外来入侵物种数的88.9%；鞠瑞亭等指出中国95%以上的入侵种是人为引入或带入的，其中包括作为牧草、饲料、工业材料、药用植物、蔬菜、草坪、养殖、观赏、生物防治等用途有意引进的物种，也包括随引进的原木、苗木、花钵、土壤等而被无意传入的物种[5]。植物贸易引入是植物入侵的主要途径之一。风险评估是预防外来入侵植物最经济有效的手段[6]。
2.外来物种的生物入侵及引种风险评价
生物入侵是一个复杂的链式过程，一般可分为引人阶段、定植与建群阶段、扩散阶段。在入侵的不同阶段，其入侵行为及表现出来的特征并不相同。不同的阶段有着各自不同的入侵成功概率，最终物种是否入侵成功是几个概率的累计结果[7]。
引种风险因素及评价指标：1)引种风险因素分析。影响国外引种风险的主要因素有两方面：一是植物种苗即繁殖材料自身因素；二是植物种苗可能传带的有害生物因素。对引种风险因素的分析也从这两方面着手。2）筛选评价指标的原则。综合考虑各影响因素，在筛选评价指标时应遵循4原则：一是影响因素的重要性原则，应选择具决定性作用的因素进行评价；二是便于评价原则，要便于量化处理并进行赋值;三是相对独立原则，应尽可能避免影响因素间的交叉重叠；四是相对稳定原则，评价值不易确定的影响因素不宜列入评价体系中[8]。
对外来种的风险评价包括，一是对有关外来种定居方面的特性的评价（外来种在原起源地的分布范围、外来种的个体生态学方面的特性、外来种的生活史、外来种的繁殖率、开始引进或入侵的数目、干扰对外来种的影响），二是对有关外来种传播特性的评价:（外来种的运动能力、外来种自身是否会成为载体、外来种是否可以进行无性繁殖、外来种检测的难易、有没有有效的控制方法），三是对外来种影响的评价（外来种食物谱的宽度、有无捕食者或竞争者、以前引种的情况、经济影响、对环境的破坏、遗传方面的影响）[9]。
3.有害生物风险分析方法
有害生物风险分析(pest risk analysis, PRA),是植物检疫(plant quarantine)的重要内容,也是植物检疫的支撑技术之一。PRA包括开始(initiation)、风险评估(pest risk assessment)和风险管理(pest risk management)三个阶段,备受生物入侵防控领域的关注。有害生物风险评估是PRA的关键阶段。有害生物风险评估方法包括定性评估(qualitative assessment)(如美国的专家打分法、澳大利亚的合并矩阵法等)和定量评估(quantitative assessment )(如美国的场景分析法等)。几十年来,国内外开展了大量PRA实践,进行了有害生物风险评估方法、模型及软件的探索,涉及半定量风险评估模型(如我国的多指标综合评判模型等)和定量风险评估模型(如国内外的潜在地理分布预测模型等)。近十余年来,全球化的进程使外来生物的入侵形势日益严峻,有害生物风险分析定量评估模型的研究与应用取得了诸多新进展,在植物检疫等生物入侵防控工作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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