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地，个人向上流动大致有两种方式，即个人才能和中国人所谓的“关系”。通过个人才能即个人的教育水平、职业技能、工作经验等方式实现向上流动。社会网络“关系”方式则是指依靠各种社会关系实现向上流动的情况，包括运用各种人际关系获得信息和人情达到向上流动的目的。 在网络社会中，虽然劳动力市场中的互联网行业逐渐兴起并日趋壮大，各行各业都少不了和电子网络接触，因此较强的人力资本已经成为个人向上流动的一个正式渠道，但传统的通过社会关系网络或许仍然是个人实现向上流动的主线。 本文的文献综述将分为两大板块，首先针对人力资本、社会资本和两者之间的关系比较的文献进行梳理，其次对于社会流动的文献进行梳理，学习借鉴其他学者测量社会流动的方法。 （一）人力资本美国经济学家舒尔茨（Schultz）和贝克尔（Becker）率先突破物质资本的局限，将个人的教育水平、职业培训等也视为一种投资，并认为这种投资将形成个人的“人力资本”（Human Capital）[5]。通过研究表明，人通过对自身知识、技能、健康等方面的投资往往有助于获得更好的就业机会和更可观的收入。 自舒尔茨提出人力资本理论以来，经济学对职业流动的研究普遍强调人力资本的基本作用，并通过受教育水平、职业培训、健康状况和职业经历等指标来对人力资本与职业流动之间的关系进行广泛而深入的探讨。社会学相关方面的研究相对较少，并且通常将人力资本作为其中一个影响因素考虑，研究课题也往往局限于人力资本对于流动人口[6]、大学生就业[7]的影响。 从人力资本角度进行研究的学者，一般基于舒尔茨的人力资本理论基础，研究受教育水平、培训、工作经历等人力资本因素对劳动者社会经济地位获得的影响。因此测量人力资本特征的指标往往是受教育程度、是否有非农工作技能、是否有过培训经历、自评健康状况、失地后工作时长。赵延东、王奋宇在一项研究中用受教育年限、有无接受职业培训和改变工作单位的次数这三个变量来反映人力资本[8]。陈成文、王修晓把人力资本分为先赋因素和自致因素，并将先赋因素分为性别、年龄、健康状况、父亲的政治面貌和父亲的职业声望，将自致因素分为文化程度、普通话水平、工作经历、职业技能和本人政治面貌[9]。 但张乐、张翼指出在对人力资本的操作化方面，多数研究用教育水平或者学历来表征人力资本，而且教育对个人社会地位回报率的提高一直被当作是西美方工业化理论的一个重要发现，教育回报率也被认为是衡量社会开放度的一个指标，但他们表示这样的分析只能限于对西方发达国家的论断。事实上，美国学者的研究也表明，在中国，教育的回报率不是线形增长，并且这个回报率对于个人地位的贡献也很小。[10]这是因为忽视了另外一个考察人力资本的变量，即就业者的职称和技术等级。因此，在本文的操作化中，将尽可能选择更加全面的问卷数据。 （二）社会资本“社会资本”作为明确概念提出并运用于学术研究领域在20世纪70年代，法国社会学家布迪厄（Bourdieu）、美国社会学家林南（Lin Nan）和科尔曼（Coleman）等从不同的理论视角出发，对社会资本概念的早期形成做出贡献。概括起来，他们认为社会资本是一种个人通过自己拥有的社会网络关系而获得的资源，这些网络关系的投资可以给人们带来预期的收益，所关注的是“个人”或“微观”层面的社会资本。随着社会资本概念的广泛传播，研究者们试图从更为宏观的视角进行分析，普特南指出社会生活中那些表现为网络、互惠规范和信任的特征构成了一个社会的“社会资本”。日裔美国学者福山（Fukuyama）将社会成员之间的信任程度定义为一种社会资本。 在测量社会资本方面，王卫东[11]认为关于社会资本的操作化或者测量主要有以下四种观点： 1.弗奈普认为要从三个方面来测量社会网络资本。第一，当个人有需要时，其社会网络中有意愿或者有义务提供帮助的人数；第二，帮助意愿的强度；第三，帮助者所拥有的资源量。[12] 2.伯特认为要从个人在其所处的社会网络中的位置来定义社会网络资本。个人在一个社会网络中越是处于桥梁性的位置，即所拥有的“结构洞”越多，则他从这个社会网络中获取的社会资本也越多。[13] 3.林南认为要从三个方面定义社会网络资本：第一，达高性，通过社会网络所能达到的最高的社会位置。第二，异质性，社会网络包含的社会网络幅度，即网络中最高社会位置和最低社会位置的差距。第三，广泛性，即社会网络中包含的不同社会位置数量。[14] 4.布迪厄和科尔曼从群体的层次上讨论社会资本，认为一个社会网络边界越是封闭，内部关系则越紧密，就越有利于社会网络资本的维持和社会网络的再生产。[15] 可以说，前三种都是从个体网（ego-centric network）的视角出发探讨以某一个体为中心所形成的社会网络中所嵌入的社会资本，主要有三大主线，即针对三种不同的操作化定义来分析其效应：使用关系本身（using contacts）、社会资本的使用量（used social capital）和社会资本的拥有量（accessed social capital）。而第四种观点则是从整体网（whole network, socio-centric network）的视角出发，讨论群体层次上社会网络中资本对个人的影响。弗奈普从个体主义的角度将社会网络资本归结于网络中每个结点所贡献出的资本的线性累加。而伯特只考察网络的主体在网络中相对位置的重要性，因此在测量时通过一些专门的社会网络分析指标来进行。林南相比前面两者更加全面，在分析时同时兼顾了网络中结点（个人）的属性和结点之间的关系，但是其在操作过程中就比较困难。而布迪厄和科尔曼所定义的社会网络资本更多在理论层面，因此笔者在这里不过多赘述。 在中国的社会学界获广泛认可的社会资本测量方法为林南的“地位生成法”和边燕杰等人在林南方法基础上发展的“春节拜年网”的测量方法[16]。拜年网指被调查者在春节期间以各种方式互相拜年的人所形成的社会网络，具体调查：1.拜年者中亲属的人数、亲密朋友的人数、其他人的人数，以及由之推出拜年网的规模；2.在社会等级结构中从高到低列出了18种职业（包括无业者），询问被调查者的拜年对象中是否有从事这些职业的；3.列出了8种不同的工作单位类型，询问被调查者的拜年对象中是否有在这些单位工作的。拜年网可以说是在中国文化背景下所提出的中国社会所独有的社会网络背景。同时，刘伟峰等人认为在现有的中国社会资本研究中，学者的聚焦点往往是职场之外的资源，尤其是朋友、亲属等关系网络对职场内个体劳动力市场结构的影响[17]，因此提出了职场内部的社会网络资本。 （三）两者间的关系比较针对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的比较集中在两者对个人收入的影响，对农民工、城市职工、流动人口、大学生的职业流动和获得的影响。 社会学界关于社会资本和人力资本对于个人收入影响因素的研究较多。首先是社会学界关于市场与非市场因素的相互作用对个体收入的影响的争论。最著名的是由倪志伟（Victor Nee）提出的市场转型论及其引起的相关争论。倪志伟认为，随市场化进程的发展，经济剩余不再为再分配者所垄断，而是通过类市场的交易进行调节和分配，因此干部的收入获益会减少，直接生产者获益增加，即人力资本在分配中的作用将增强，社会资本的作用将弱化。随后又有不同的学者提出“权力转移/精英再生论”和“权利持续/精英循环论” [18]。两者的争论点在于，前者认为市场转型使得市场成为资源配置的主体，拥有更强的人力资本者将直接获益，而享有旧经济体制下的权威和精英地位的人会逐渐失去其优势，社会资本作用被削弱；但后者认为旧经济体制下的权威和享有精英地位的人仍会享有优势，因为资源和权力具有持续性。 笔者认为，就中国的经济体制而言，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有市场化经济的趋向，但是由于体制转型的不彻底性，一方面仍有旧经济体制的精英势力存在，另一方面一部分拥有较高人力资本者也在市场经济中获益，依靠知识和技术流动到上层。如此一来，社会就在市场力量和非市场力量、新利益集团和既有利益集团相互作用、相互交织中前进。 关于社会资本和人力资本对于不同人群的社会经济地位获得和流动，总的来说社会学界有两种截然不同的解释路径和分析传统： 1.地位结构观：人是按不同社会属性分类的，强调人的求职、社会流动等社会行为可以依据他们不同的属性进行解释。Eg.布劳-邓肯：个人先赋性地位（如父母的教育程度和职业地位等）虽对个人地位获得具有直接和间接的影响，但个人教育程度和职业经历等自致性因素仍是解释最终地位获得的最重要因素。 2.网络结构观：把结构层面的社会网络和社会资源等变量引入地位获得研究，强调个人教育水平等人力资本因素外的社会网络和社会资本对地位获得的决定性意义。网络结构观的代表人物主要有格兰诺维特和林南等人。但是，在网络结构观内部，对于不同关系强度的社会资本对地位获得过程产生的不同影响，网络分析者内部出现了明显的分歧，这其中具有代表性的观点主要有格兰诺维特的 “弱关系力量假设”、林南的社会资源理论和边燕杰的“强关系力量假设”等。 综上可见，地位结构观更为强调教育水平等人力资本因素的作用。网络结构观更为强调社会资本的作用。而林南依据其研究指出, 社会资本在地位获得中与人力资本（教育和工作经历）一样重要，甚至更为重要。刘祖云指出，特别是对于那些社会资本和人力资本都很少的群体，社会资本将是解释地位获得的最重要因素。[19]但地位结构观理论面临个人原子化的困境，缺乏对联系性的考察；而网络结构观关注人们的相互制约和选择。结构观对中国的影响非常广泛，边燕杰教授将其归纳为“去阶层化”、“市场转型”和“社会资本”三个方面。 在中国，大部分学者认为社会资本占十分重要的作用。首先，由于中国自古是一个人情社会，人们之间的社会联系呈“差序格局”状态，特殊主义的关系较普遍主义的关系发达，这种社会文化传统塑造了人们的行为模式，使得人们特别重视并善于利用关系网来达到各种目的，谋求建立社会关系网络被人们当作获取社会资源的捷径，因此社会资本对个人地位的获得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其次, 中国社会尚处于快速转型阶段，不仅市场机制和权力机制这两种社会资源的分配机制同时发挥作用，而且，社会关系网络作为一种人们地位获得的另一种社会机制也在发挥作用。对此，有学者通过调查数据分析，发现人们的社会资本与他们获得的社会地位之间存在显著联系，并且，随着社会资本的积累，在后续的地位获得过程中社会资本比个人能力有更重要的影响。边燕杰教授在近期的研究中表明，通过关系介绍和运作而求职的比例总体呈现上升趋势，在2009年达到80%以上。他认为市场改革策略的非透明性、模糊性和非相容性，导致了体制的不确定性的上升。而体制不确定性会产生信息不对称以及信任关系缺乏法制基础，从而导致关系主义的上升，即社会资本的重要性上升。社会资本的重要作用在笔者关于“农村淘宝”的研究中也可以体现，在经济发展快速、信息化程度高的浙江省，其农村社会中的社会资本仍然发挥着比人力资本更强的作用。因此，在全国范围内测量社会资本和人力资本孰轻孰重也可以从侧面深入发掘中国社会的转型特征。 刘祖云考察了国内学者对流动农民社会经济地位获得及其影响因素的研究，指出该领域理论在以下三个方面尚待研究：1.人力资本与社会资本孰轻孰重；2.强关系与弱关系孰轻孰重；3.“原始社会资本”与“新型社会资本”孰轻孰重。[20]较为清楚的指出了该领域研究的空缺，而笔者首先希望填补的便是第一个空缺。 （四）社会流动国内文献对收入差距关注较多，但对社会流动性的研究比较少，同时，已有的一些研究，如王海港[21]、李煜[22]、魏颖[23]、陈琳和袁志刚[24]多集中于对收入流动性的考察，仅从收入来看社会流动，能够反映出个体在社会经济地位方面的流动，但所表现的面也较为狭窄。 社会流动背后是个体获取新的社会位置和社会地位的过程，因此要对社会流动进行测量首先需对社会地位进行测量。从测量的便利性和准确性角度考虑，“收入”仍然是众多研究用来测量“社会经济地位”的主要指标。张乐、张翼指出这就造成了目前的多数研究是公式化的：干部地位 人力资本 回归模型=对收入的某时某地的测量。社会分层是一种态势，而社会不平等是它的结果与表现。度量不平等，除了获得人们的“工资收入”以外，还要深入挖掘人们的“所享”。因为后者在外延上比前者更大，也更能反映社会不平等。具体说来，“所得和所享”是人们生活中占有和消费的最终表现，除了工资，还有各种货币化补贴和实物的福利。[25]因此，光从收入来测量社会地位显然不够全面。 除了从“收入”角度来测量社会地位之外，另外一种对社会流动的主流测量方法是先将中国的社会阶层分类，再将其设为问卷的选项，供被访者填选。钱民辉通过对教育制度的实证研究教育与社会流动的关系，他从文化角度将中国人分为四个阶层：总体性精英阶层、知产阶层、平民阶层和需救济阶层，并认为中国并不存在中产阶层。他指出教育对于某些人来说有向上流动的作用，但教育的“过滤”作用已将大部分学生过滤，处在社会底层的人实际上被排除在劳动力市场之外。[26]他对于社会阶层的分类方法为本研究提供了借鉴。 除了钱民辉教授的分类方法，中国社会阶层以陆学艺等专家提出的以职业分类为基础、以组织资源、经济资源和文化资源的占有状况为标准划分的“十大社会阶层”为主流。这十个社会阶层是：国家与社会管理者阶层、经理人员阶层、私营企业主阶层、专业技术人员阶层、办事人员阶层、个体工商户阶层、商业服务业员工阶层、产业工人阶层、农业劳动者阶层和城乡无业失业半失业者阶层[27]，这一阶层等级分类法影响力极大。近期关于“中产阶级”的研究十分丰富，也有学者提出了“新中产阶级”，但是如何界定以及落实到测量仍需要继续探究。 从本文的角度看，笔者认为，个体在获取新的社会位置和社会地位的过程中, 由于他们拥有的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不同，所以他们在长期的流动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会出现地位分化。同时笔者认为，要向上流动，需要的是更高层级的社会资本和更高水平的人力资本，因此人力资本要求与时代发展趋势相匹配的文凭、技能，因此在测量时，除了固定不变的教育程度之外，也要将类似于“是否有定期的技能培训”加入考虑。 在理论框架方面，李路路指出社会流动研究领域已有的工业化和制度主义的解释逻辑没有对在不同社会中存在的普遍性关系模式给出合理解释。针对中国的社会现实，他从“再生产”和“统治”两种机制的角度，对关系模式所表现出来的普遍特征进行了理论探讨，有助于推进社会流动模式的研究。[28] 而张乐、张翼指出，基于中国的社会现实，在工业化范式和新制度主义范式中，新制度主义范式更加贴近中国的现实。[2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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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研究为定量研究，在对课题研究背景有一定把握的基础上，建立假设，选择合适、高质量的问卷数据和统计分析方法，对变量进行操作化，建立定量模型，通过对数据进行分析得出结论。在研究设计阶段将对基本假设、数据来源、主要变量的操作化、统计分析方法进行介绍。 假设本研究的中心问题是在网络社会的大背景下，对于个人职业向上流动而言，社会资本和人力资本孰轻孰重，因此简单来说会得到两种结果： 社会资本对于个人向上流动更重要，或者人力资本对于个人向上流动更重要。 隐性的假设是随着网络社会的崛起，存在由于对技术的掌握要求高，人力资本将对个人向上流动发挥更重要的作用，也存在由于对信息的占有是网络社会的核心竞争力，而网络社会使关系，尤其是弱关系的建立更为便捷，因此社会资本对个人向上流动发挥更重要的作用。因此笔者会借鉴倪志伟的市场转型理论，按照地区的网络化、信息化程度对其进行分类，进行区域间的比较分析。因此初步的基本假设为： 假设 1a: 随着中国社会的网络化转型，人力资本将在个人向上流动中占据更为重要的地位。 假设 1b: 在转型经济中，个人所拥有的人力资本影响其向上流动渠道的选择。人力资本丰富的倾向于使用市场途径向上流动。 假设 2a: 即使中国市场化转型不断发展，受中国关系文化的影响，通过社会网络途径向上流动仍在个人向上流动中占据主要地位。 假设 2b: 在转型经济中，个人选择向上流动渠道受社会资本的影响，社会资本越多，则更可能使用关系网络途径向上流动。 假设3：对于网络化程度高的地区，人力资本相比于社会资本对于个人向上流动的作用更大。 假设4：对于网络化程度高的地区，弱关系比强关系更有助于个人向上流动。 从这四个层面的假设，可以从整体和局部层面社会资本和人力资本的影响作用，并从侧面把握中国社会的转型状况。 数据笔者在综合比较了CSS、CLDS、CFPS、CHIPS和JSNET国内多个质量高的微观调查数据后，初步决定选用八城市社会网络与职业经历调查JSNET2009和JSNET2014为本文的数据来源。 2009年八城市社会网络与职业经历调查JSNET2009是自2009年6月至10月在全国八个城市进行的大规模问卷调查，包括长春、广州、济南、兰州、上海、天津、厦门和西安。调查涵盖个人基本资料，求职过程，以及讨论网、拜年网、餐饮网、社会参与、社会信任等多个关于社会资本和社会网方面的内容。调查按照多层次模型的要求，采用统一的抽样程序和抽样框进行，首先在每个城市进行分区，再在不同的区中随机抽取街道以及居委会，然后进行入户调查。每个城市均抽取30-50个居委会，每个居委会中，抽取了20个调查户，在入户调查时采用生日法选择被访户中生日最接近７月１日的年满18周岁的家庭成员作为被访者。考虑到流动人口中已婚和未婚的入样概率的差异，在抽取到流动人口的集体户时，研究设计上全部入样。共获得7102位有过非农工作经历的居民样本。 2014年八城市社会网络与职业经历调查(JSNET2014)数据于2014年9-12月期间完成。调查采取多阶段系统抽样的方式抽取18到69岁有过非农职业经历的被调查者，采用计算机辅助调查技术（Computer Assisted Personal Interviewing，CAPI)开展入户访问，最终从195个社区/村委会获得5480个被访户（人）的有效数据资料。 因本文需要测量社会流动，而问卷中没有直接问及关于社会经济地位流动情况的问题，因此通过上述两份数据的比较来得到社会流动情况，五年的间隔是较为合适的间距，2014年相较于其他数据而言，数据较新。同时，该数据相比于其他的数据最大的优势在于，其在测量“社会资本”这一变量上尤为详细且权威。 变量因变量社会流动：因数据问卷中没有直接问及关于社会经济地位流动情况的问题，因此笔者通过JSNET2009和JSNET2014两份数据的比较来得到社会流动情况。其中在问卷问题中能够体现个人社会地位等级的指标有： 1）职务等级：1.无职务；2.科级以下；3.科级；4.处级；5.局级或以上 2）社会经济地位：1.上层；2.中上层；3.中层；4.中下层；5.下层；9.不清楚 3）生活水平：1.上层；2.中上层；3.中层；4.中下层；5.下层；9.不清楚 前两个指标分别从政治和经济角度反映个人的社会地位，而“生活水平”则综合反映了张翼所提及的个人“所享”，从侧面更为全面的反映了个人的社会地位。 自变量2.1社会资本笔者根据社会资本的数量、社会资本的关系强度和社会资本的资源类型三个维度来测量社会资本。社会资本的数量代表着社会资本的使用量或者说社会网络的规模。社会资本的拥有量和使用量越多，社会网络的规模就越大，可使用的社会资本越多。社会资本的关系强度决定着个体所拥有的是强关系还是弱关系，通过这一细节也可以看出是强关系更有助于个体向上流动还是弱关系发挥着更大的作用。社会资本的资源类型可以反映出对于个体向上流动何种资源类型更为重要，也有助于反映社会特征。 1）社会资本的数量：使用“寻求帮助的人数”与“获得主动帮助的人数”之和来操作化社会资本的数量。 2）关系强度：0代表“未使用关系”，1代表“弱关系”(与帮助找工作最主要的人相熟程度为“不认识”、“不太熟”)，2代表“强关系”(相熟程度为“较熟”、“很熟”、“熟极了”)。 3）关系资源：0代表“未使用关系”，1代表“信息资源”（关系人提供的帮助仅限于：提供就业信息、告知招工单位/雇主的情况、告知招工单位/员工的情况、告知工作的具体内容、提出具体建议指导申请、帮助整理申请材料、亲自准备申请材料），2代表“人情资源”（关系人提供的帮助仅限于:帮助报名递交申请、帮助推荐、帮助向有关方面打招呼、安排与有关人员见面、陪同造访有关人员、帮助解决求职中的具体问题、对招工单位/雇主有承诺、直接提供工作），3代表“混合资源”（关系人提供的帮助同时包括了上述两种关系资源)，4代表“不明”（关系人提供了其他类型的帮助）。 备选方案：通过春节“拜年网”来测量个体所拥有的社会关系网络资源。在原始问卷中，所使用的问题是“在今年春节期间，以各种方式互相拜年、交往的亲属、亲密朋友和熟人中，有没有在下列工作单位工作的?”“他们里面有没有从事下列工作的?”其中有20个职业，8种工作单位类型，如果有从事这20个职业者或者在这8种工作单位中工作者，不管人数，均计分为1；如果没有，则计分为0。 2.2人力资本由于数据问卷限制，只有通过教育程度单一指标来测量人力资本。 教育程度：1.小学以下；2.小学；3.初中；4.高中；5.职高；6.中技；7.中专；8.大专；9.大学本科；10.研究生以上；11.其他 2.3地区：八城市社会网络与职业经历调查包括长春、广州、济南、兰州、上海、天津、厦门和西安这八个城市，笔者沿用“农村淘宝”的思路，通过各城市的电商发展水平来看各地区的网络化、信息化程度并对其分类。根据阿里研究院2016年的报告来看，上海、广州、厦门处于全国领先位置，西安、济南、天津次之，兰州和长春位于最后，因此将之按照网络化程度从高到低分为三个级别。 控制变量1）性别：0代表“女性”，1代表“男性”。 2）年龄组：1代表“16—29岁”，2代表“30—49岁”，3代表“50—59岁”，4代表“60—71岁”。 3）婚姻状况：0代表“未婚”，1代表“已婚”（这两种状态都是当前状态，分别包括了之前曾离异或丧偶的状况）。 4）政治面貌：0代表“非党员”（包括民主党派、共青团员和群众），1代表“党员”。 统计分析方法考虑研究目的和数据条件，本文主要采用对比分析的方法，即按照城市分类将所有观测按照网络信息程度分为“上海、广州、厦门”，“西安、济南、天津”，“兰州和长春”三类。由于测量因变量—社会地位流动的指标为定序变量，因此使用ordinal logit模型分别估计社会资本和人力资本对社会地位流动的效应，并将模型参数进行对比。这种方法将有助于我们更直观地（比如，相对于交互分析法）认识研究对象。 稳健性检验：逐渐将地区因素从模型中删除，检验结果是否会发生明显变化。 系统性偏误：缺失样本与跟踪样本之间是否存在明显差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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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课题的主要研究问题是探讨在网络社会的大背景下，对于个人职业向上流动而言，社会资本和人力资本孰轻孰重，主要采用定量的研究方法。 首先，需要对中国社会大环境有一定的把握，特别是在经济方面。如何将“网络社会”体现在定量研究中是课题的首要关键。参考倪志伟在《社会转型与社会分层》将地区分为自由主义（福建和广东）、合作主义（江苏和浙江）和再分配（河北、山东、上海）[30]，以体现市场化程度，本文可以将地区按照网络化、信息化的高低程度分类。 其二，如何测量个人向上流动，如何界定向上流动是第二个关键点。以升职，即个人职位为因变量较难测量，企业、单位、个体户等对于职位的界定不同，可能导致结果有较大的偏差。纯粹以收入来测量只能片面的衡量经济层面，但个人向上流动不光指经济侧面的提升，也包括政治地位、社会声望等。因此，如何测量个人向上流动为难点。 其三，如何测量人力资本、社会资本是第三个关键点。社会学已有的关于社会资本的研究较多，操作化类型也较为繁多。在繁多的关于社会资本的测量方法中，如何寻找到最为适合的方法是一大难点。关于人力资本这一变量的测量指标大多是教育程度、是否受过专业培训等，是否能有所突破和补充是笔者需要考虑的。另外，若通过数据分析发现两者均显著，如何判断哪个因素更为重要也是一大关键难点。 其四，对于一个定量研究而言，好的数据是基础，因此，寻找到合适且质量高的数据为研究结果是否有效奠定了基础。 综上，该课题的研究难点集中在对关键变量的操作化和对数据结果的分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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