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献综述（或调研报告）：
- 关于礼物的经典研究
- 国外关于礼物的研究
- 人类学民族志研究传统
马塞尔·莫斯奠定了礼物研究的经典传统。在《礼物——古式社会中交换的形式和理由》一书中，他探讨了两个核心的问题“在后进社会或古代社会中,是什么样的权利与利益规则导致接受了馈赠就有了义务回报礼物中究竟有什么力量使消费者必须回礼？”（莫斯，2005）通过对毛利库拉圈的研究，莫斯认为是 “hau”——即礼物之灵促进了礼物的交换。正是这种超自然的力量赋予了礼物不可让渡性（inalienability），受礼者必须还礼，因为送礼者送出的是他精神的一部分，接受别人的东西等于接受其灵魂的一部分，而保留这一部分是非常危险的（胡亮，2013。）同时，礼物的交换也强调互惠原则，回礼是为了继续得到别人的馈赠，如果馈赠得不到他所预期的回报，交换就会中断（张媛，2011）。莫斯遵循功能论的研究路径，将礼物交换看作一种社会的整体现象，肯定了礼物交换的道德性和契约性社会功能（甘代军，2012）。
英国人类学家马林诺夫斯基通过对太平洋群岛中的特罗布里恩德岛的民族志研究，描述了从“纯粹的礼物”到“真正的交换”过程，提出礼物交换背后的互惠原则。以“库拉圈”（kula）的项圈和臂镯交换仪式为核心，当地部落建立起巨大的社会关系网络。他驳斥了莫斯的“礼物之灵”概念，认为“一切权利和义务都被置于互惠性服务的均衡链中（闫云翔，2000）。”马林诺夫斯基的研究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其后的礼物研究取向。萨林斯则批评了莫斯对礼物经济意义的忽视，进一步强化了互惠的可计算性，并进一步总结了交换现象的三种类型，即一般互惠，均衡互惠和否定性互惠（张媛，2011）。其后，列维·施特劳斯从结构主义的角度出发，在莫斯礼物交换研究的启发下，得出了所有人类社会的本质就是交换。而交换的最终根源是人类社会乱伦禁忌的发明与启动，所有的社会现象，最终都可以简化成对立的双方之间互相交换（才佳兴，2013）。莫里斯·古德利尔则从社会秩序的角度出发，提出“礼物赠与在起着为人们所珍视和重视的社会整合乃至心理整合之作用的同时，也不可避免的产生着心理上的伤害与排拒。” 看似慷慨的赠与行为，让赠与者变成了接受者的债主，强加了偿还和回赠的义务给接受者，并形成了一种不对等的权力关系。
- 礼物交换的权力视角
法国社会学家布迪厄从礼物交换模式出发建构了对现代权力运作方式的人类学洞察，亦即对权力象征性运作的分析（刘拥华，2010），否定了礼物交换的互惠原则。他通过分析时间在礼物交换过程中的作用，指出交换礼物的行为在时间上并非是同步的，正是时间差给礼物交换带来了不确定性，从而形成“社会法则的概率逻辑”（布迪厄，2003）。“礼物馈赠既是物质的也是象征行为，在这种未分化社会中，赠送礼物是相互承认社会地位的方式，人们内在的习性机制形成对礼物馈赠——lsquo;善意经济rsquo;的契合、认同和遵从，从而维护社会的等级秩序。”
- 国内关于礼物的研究
中国学者对礼物交换的系统研究起步相对较晚，但始终致力于建立一套本土性的概念，注重与人情、面子、关系等中国本土文化概念的结合作为分析框架，为礼物交换的研究开拓了视野，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
闫云翔《礼物的流动》通过对下岬村的田野调查，系统分析了中国农村的礼物交换机制，并对传统的人类学礼物研究的几个基本问题做出了回应。首先是互惠原则的变化与缺失，在中国特殊的文化情境下，礼物沿着社会地位的阶梯单向赠送, 收礼比送礼更被视为声望的标志，单向赠礼产生赠礼方的权力与声望。其次，在中国礼物是可让渡的，成为传递人情的工具。最后，闫云翔区分了工具性礼物和表达性礼物，工具性礼物兼具礼物关系和商品关系的特点，具有商品属性。
- 人情关系视角
作为一个人情取向的关系型社会，“人情”、“关系”等成为一种公开的潜规则，影响和控制着我国社会的生活。闫云翔也认为，礼物馈赠在中国社会关系结构中占有很重要的地位。黄玉琴以徐家村为例，具体分析了农村场域下人们陷于礼物交换圈的原因，对“农民能否跳出人情往来这个无休止的圈”做出了分析和思考。她指出闫云翔忽视了对礼节域中血缘性和非血缘性关系的区分，并对农民礼物交换过程和社会支持网络建构关系的微观运作做出了补充（黄玉琴，2002）。杨中芳将关系、人情与人际信任联结起来。她认为，对关系与人情这两个概念以及它们之间的关系做构念化，有必要将它们放在一个更大、更全面的人际交往的架构下来看，并提出了“人人为我，我为人人”的中国人人际交往的释义系统（杨中芳，2001）。杨美惠研究了中国城市的礼物交换和人际关系，发现中国的“礼物经济”和关系网络构成了一种和国家权力相抗衡的非正式权力，这种力量对国家经济已分配过的东西进行再分配（杨美慧，2009）。林升栋通过关系，人情，信任三个本土意义的概念，探讨了中国社会中的礼物流动及其背后所隐含的人际意义。并构建了“ 人际关系在送礼过程中的运作过程” 模型（林升栋，2006）。
- 利益交换视角
工具式的礼物给予比较强调礼物交换中的功利性原则，交换礼物的动机往往不是出于情感的必需而是效果的实用性（杨念群，1997）。尤其是改革开放后，礼物交换更注重于实惠利益而不是感情价值的互换，人们开始习惯于为原本是属于义务范畴的人情行为支付工资和报酬，这些趋势使得礼物的实质更趋向于交换价值而非符号价值。
- 功能论视角
随着国内礼物研究的不断深入，与现代化背景下新的问题的涌现，学者们可是转向礼物交换的功能论视角，强调礼物的社会整合功能及礼物异化的负功能影响。赵星植将礼物与雅可布森的符号学理论结合起来，分析了礼物交换过程作为社会交流符号手段发挥的重要作用（赵星植，2013）。李荣荣则将礼物引入现代公益组织的研究，认为作为“礼物”的公益成为链合传统共同体与现代公共性社会之可能途径的观念前提（李荣荣，2015）。部分学者则从情感的角度，强调了礼物服务于建立、加强、和保持社会关系的作用，体现了人类社会人与物的混融，体现了社会要求团结以维持自身存在和社会秩序的力量，以及在浪漫关系中的利他主义倾向。但另一方面，在市场化的背景下，部分学者则表达了对礼物交换异化的担忧，礼物附着的情感意义不断消失，利益成分加重（谢璐璐，2014）；而礼物通过与人情网络的连接又容易使人陷入伦理束缚和经济重负的双重负担（甘代军，2012）。
- 关于亲密关系的研究
安东尼·吉登斯认为，“关系”意味着“与另一个人的亲近而持久的情感维系”（吉登斯，2001）。亲密关系包括友情、爱情、亲情；爱情分为激情之爱、浪漫之爱和融汇之爱。他认为在恋情、婚姻等亲密关系中，存在着一种纯粹的关系，这种关系的形成不受任何外在因素的影响。人们可以从与另一个人的紧密联系中获得情感上的满足，而且，只有在双方都对对方表示满意并在情感上有所收获时，亲密关系才能维持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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