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背景
1.1运河遗产保护进入新时期
大运河（Grand Canal）是世界上开凿时间最早、规模最大、里程最长的运河，是集人文景观遗产、自然景观遗产和线性文化遗产于一身的特殊的文化遗产物质载体，是中国乃至世界范围内罕见的超大型线性文化遗产。这一中国东部平原上的伟大工程包括了隋唐大运河、京杭大运河和浙东大运河三部分，是中国古代南北交通的大动脉。2014年，大运河被其正式列入《世界遗产名录》(World Heritage List)，成为我国第32项世界文化遗产。大运河的成功申遗意味着我国大型遗产廊道的保护与开发利用进入了新的历史阶段，运河的生态、旅游和文化价值日益凸显。2019年，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审议通过了《长城、大运河、长征国家文化公园建设方案》，强调整合包括大运河在内的文物和文化资源，实现保护传承利用、文化教育、公共服务、旅游观光、休闲娱乐、科学研究功能，形成具有特定开放空间的公共文化载体。大运河国家公园建设的提出是一个新的起点，新时期在保护遗产的同时，进一步挖掘运河遗产资源蕴含的历史研究、科学技术、文化艺术、社会经济和生态环境价值，促进大运河新时期功能角色的转换，传承延续运河记忆，是亟需探讨的问题。
1.2京杭大运河沿线城市形象趋同化
京杭大运河全长约1797千米，南起杭州，北到北京，途径浙江、江苏、山东、河北四省及天津、北京两市。运河沿岸城市倚靠着京杭大运河这条黄金水道，经济得到流通，商品得到交换，文化得以传播(单霁翔，2013)。历史在运河沿岸留下了丰富的文化遗存与独特的城市风貌。随着时代的发展，京杭大运河的运输功能逐渐弱化。沿运城市在经济高速发展和快速城镇化进程的冲击下，在城市形态、肌理、城市面貌等方面逐渐趋同，“量产”的特色小镇、特色街区层出不穷。
扬州作为一座在国内为数不多的通史式城市，与京杭大运河的开凿、漕运与整治息息相关（冬冰，2014)，运河扬州段在整个大运河体系中具有重要地位，古代的水路交通枢纽城市。茱萸湾作为邘沟的源头，是京杭大运河的第一古镇和“挹江控淮”的江淮锁钥之一，具有特殊的历史价值和丰富的运河遗产资源。挖掘城市独特的文化内核，在系统性保护的基础上进行开发与利用，是避免千城一面的重要方式。
1.3人们对滨水景观的需要不断提高
滨水景观的规划设计满足人们的亲水性以及对于户外活动空间的需求，而人们在追求景观场所的同时，对于景观内涵文化需求越来越高，从另一个角度来说也是人民对于地域文化的怀念，对文化景观的向往也慢慢带动了文化旅游的发展”。文化旅游慢慢成为大众游览的热点需求，京杭大运河在成为世界文化遗产后，其也慢慢展现运河文化旅游产业的资源特点。在未来，在运河景观建设中，在保护京杭大运河文化遗产的同时，提取地域文化中具有城巿代表性的要素，激发当地居民的情感与记忆共鸣，创造富含特色和保持生命力的运河景观，在创造满足居民滨水休闲场地需要的同时成为具有文化游览价值的特色景观,满足游人文化旅游的需求，丰富人民的精神文明建设”。
研究对象、概念和内涵
2.1大运河水文化景观
大运河世界文化遗产是在生活和发展的不同历史时期,沿线居民对运河水环境的认知和利用的产物，包括了水工遗存、相关遗存、附属遗产及综合遗存，共由31个遗产区、27段河道、58个遗产点组成，总长度1011公里。大运河文化带是以大运河文化遗产保护为核心，以大运河文化传承为基础，从而合理利用大运河资源的带状功能区域[8]。水既是该区域核心的载体，又能体现这片地域的文化特征，水文化是大运河文化的主体文化。在以水文化为主体的背景下，水文化景观是大运河自然与人文结合的重要体现，也是大运河文化带历史文化资源的构成要素之一,反映大运河文化带的文化体系特征和该地区地理特征的景观意象。
2.1生态修复
生态修复（Ecological Restoration）是指协助已经退化、损害或破坏的生态系统恢复的过程[1]，其目的是创建一个能够自我支持的生态系统，在没有进一步协助的情况下，对外界扰动具有弹性[2]。河流生态系统是由水生生态系统和陆地生态系统组成的复合生态系统，具有淡水供应、生物多样性维持等多种生态系统服务功能[3]。
2.2河流生态修复
Seifert在1938年提出近自然河流治理,开创河流生态修复的先河 [4]。作为生态保护行动的河流生态修复的技术手段，既可以是工程的技术手段，也可以是非工程的技术手段，自然状态的河流生态系统是其实现的最终目的 .河流生态修复的过程是对受损河流进行修复的过程，通过适当人为干扰，实现接近自然的河流生态系统的目的，并以此状态为基础来实现其可持续发展，理念是人由于客观事物的长期潜移默化的作用，影响其对问题的角度和见解[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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