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经》植物文化及对植物造景的启示
文献综述
1.《诗经》名物学
最初对《诗经》中的植物研究主要是夹在研究各种“名物”之中，比如秦汉时期的《毛诗故训传》、《尔雅》、《释名》，在训诂的同时伴随着名物解释的出现。从三国陆玑的《毛诗草木鸟兽虫鱼疏》开始才是真正意义上的专门针对《诗经》里的名物研究专著，他考证注释并详细记载了每种动植物的古今名称、形态特征、分布范围、使用价值并对它们进行分类（雷晨，2012）。自此之后，《诗经》名物学兴起，但是直到清朝以前，因受孔子“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的影响，大都以《诗经》动植物及相关自然名物研究为主体，如宋代蔡卞的《毛诗名物解》、元代许谦的《诗集传名物钞》、明代吴雨的《毛诗鸟兽草木考》等，清代除延续前代研究，进行注释矫正外，逐渐开始出现专门研究植物的著作，如清代赵佑撰的《草木疏校正》等。近年来，专门研究《诗经》植物的著作进一步细化和深入，如李尊义的《毛诗草名今释》、陆文郁的《诗草木今释》、吴厚炎的《lt;诗经gt;草木汇考》、胡相峰的《lt;诗经gt;与植物》、高明乾等的《诗经植物释诂》、潘富俊的《诗经植物图鉴》（雷晨，2012），国外有日本冈元凤《毛诗品物图考》等。
2.《诗经》植物意象
关于植物意象研究的更是不胜枚举，如《诗经》中有大量的植物意象,并隐含着丰富的文化意蕴，王青认为古人特有的交感思维 、强烈的生殖崇拜心理及现实生活体验共同生成了植物意象（王青，2007）。王年年把《诗经》植物意象的艺术表现形式归纳为描述性植物意象、比喻性植物意象和象征性植物意象三种类型（王年年，2010）。王艳芳认为诸多植物在《诗经》中的意象含义通过 《诗经》 的影响传承下来, 并在今天的园林设计植物配置时有所体现（王艳芳，2012）。闫凤专门针对《诗经》中的花卉，得出它们的内涵意蕴主要体现在赞美女子、表达情爱和抒发父母兄弟之情，这些文化内涵产生原因主要是当时人们的崇拜观念和生命思想，这些花卉寓意在后世发展中有传承与演变两种情况（闫凤，2018）等等，这为研究《诗经》植物文化对植物造景的启示奠定了基础。
3.《诗经》与中国古典园林
但目前通过《诗经》探究中国古典园林的起源和初期形式及植物应用，还基本处在初步阶段。与此相关的学术著作主要集中在园林与中国文化的探究以及《诗经》与中国文化的研究，通过对《诗经》的研究，从民族传统意识的角度，诠释古典园林生成和发展的文化因素（牟莉莉，2013）。从正面研究《诗经》与中国古典园林文化的期刊论文也不是很多。从《诗经》的研究角度和古典园林文化的研究角度出发，涉及到这方面的研究的有，重庆大学戴秋思提出了“传统园林之文化关联”的概念，挖掘园林文化的思想基础——传统自然观、思维模式，并进一步地分析出园林艺术发展历程具有时代特征（戴秋思，2004）；此外还有杨秀娟认为《诗经》时期是中国山石文化的萌芽时期，奠定了名山大川的审美基础（杨秀娟，2010）等等。
以上都是从文化精神方面探讨与中国古典园林的关系，而未有全面系统地对《诗经》中的中国古典园林雏形和植物应用和配置进行分析归纳，但周维权《中国古典园林》（第三版）中对中国古典园林的起源有非常全面的阐述，并且有少量提及《诗经》的内容；同时潘富俊先生的系列《诗经植物图鉴》对植物进行了用途分类，对栽培树种有一个大体的归纳；牟莉莉论述了《诗经》文化特征、哲学思想以及审美情趣在中国古典园林中的体现，《诗经》与园林山水的关系和《诗经》“比兴”意识，并结合古典园林的动植物意象阐述《诗经》对中国古典园林造园艺术的影响（牟莉莉，2013）；这对都本文都有一个初步的参考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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