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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综述
成为世界文化遗产后的中国京杭大运河，在如何保护、利用的现实问题上发生了激烈的争论。人们就大运河如文化如何在当下进行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激烈争论。这既是一个学术问题，也是一个现实问题，这直接关系到大运河的保护与实际利用。
大运河文化主要是以运河为载体，以中国的传统文化为主线的中国众多城市文化的集合，是运河沿线城市生生不息的精神所在。当下大运河文化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仍然要依据运河沿线城市各具特色的实践活动中。为了使大运河文化遗产夫人保护与利用符合科学要求，达到科学计划，首先要在方法上对其进行反思。在理论上清楚地知道大运河质的存在，才能在现实中对保护和利用大运河文化及其遗产做出合理的决策。
关于隋唐宋南北大运河的历史背景，毛锋、吴永兴、李喜佳在《京杭大运河—开凿与变迁》[1]中这样写：隋代是我国人工运河历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一个时期，它改变了隋代以前以地区性运河开凿为主的局面，开通了我国由南到北一脉相连的大运河，形成以洛阳为中心，西通关中盆地，北达河北平原，南至钱塘江，流经今京、津、陕、豫、冀、鲁、皖、苏、浙、九个省市，全长2700多千米的运河系统，史称南北大运河。
南北大运河沟通了钱塘江、长江、淮河、黄河和海河五大水系，把中原地区、江淮地和河北地区紧密地联系起来，实现了中国历史上的第一次南北大贯通。南北大运河是历史上一项伟大的水利工程，标志着我国运河工程进入了新的历史时期，也标志着漕运进入快速发展时期，南北大运河也给唐宋盛世奠定了基础。
关于元明清时期大运河的历史变化朱契在《大运河的变迁》[2]中这样写：元代大运河，开始以北京为中心，从浙江的杭州起，越过长江、淮河、黄河向北，一直通到元代的首都——大都（今北京）。明代的初年（公元1368-1420年），建都在南京。在南方一带，利用长江、太湖周围的沟渠，作为漕运的水道；只有在接济辽东军饷的时候，才利用海运。到了永乐以后，情形便不同了。永乐初年（公元1403-14290年），虽仍建都南京，但是明成祖的根据地在北方，已经开始注意运河的南北交通。到了公元1420年以后，迁都北京，每年由东南各省，运漕粮400万石，接济北方，于是更加注重运河的通航。在清朝时期，又特别注意两个重点：第一个重点，是疏浚山东省境内的大运河，尤其是从临清到南旺的一段，来维持南北运河的畅通。第二个重点，是保证江苏省境内大运河的安全通航，特别是保护运河的堤防，使它不受洪泽湖及高宝湖下来洪水的威胁。
奚雪松在《实现整体保护与可持续利用的大运河遗产廊道构建——概念、途径与设想》[3]一书中写道：作为大运河发生背景，与大运河生态功能维护相关的湿地、林地、农田等区域景观和环境要素是大运河廊道重要的自然生态系统构成；与大运河“漕运”功能相关的河道、水源、水利和航运工程设施等水利工程遗产，与大运河发生发展“历史”相关的古建筑、古遗址、运河聚落等物质文化遗产和戏曲歌舞、民俗传说等非物质文化遗产，以及与大运河无发生学关联，仅与“空间”距离相关的其他非运河类物质和非物质文化遗产构成廊道重要的文化遗产系统；面向未来与大运河教育和游憩功能相关的游憩道、解说道系统、公共服务设施构成廊道重要的支持系统。三者为沿运地区可持续发展所不可或缺的基础性自然资源、文化资源和社会资源，整合构成集生态与遗产保护、休闲游憩、审美启志于教育为一体的大运河遗产廊道。
关于江南地区运河的开凿与变迁桑希臣在《龙脉千里大运河》[4]中这样说：早在春秋晚期，江南一隅处于吴国统治之下时，阖闾与夫差两代吴王便在此开凿河道，用以攻打越国。秦始皇灭掉六国，一统华夏后，为了加强对吴中地区的控制，也为了东巡会稽的需要，遂在春秋末期的古运河上加以扩建，沟通了北起丹徒，中经会稽群治，南到钱塘的水道，这便是后世江南运河的雏形。三国东晋时期曾一再施工，以改善这里的航道。东晋于京口筑丁卯埭，以控制河水泄入长江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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