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献综述
丝绸之路是古代中国与西方国家沟通联络的重要纽带，其有力地促进了东西方的经济文化交流，而人们对于丝绸之路的认识和想象通常来自于泛泛的文字语言，由于缺乏兴趣使得人们对丝绸之路的内容了解并不全面，甚至存在一些误区。丝绸之路的开辟在整个世界历史长河中具有深远的影响，笔者将从“文明之路”“矛盾之路”“中心之路”三个方面对丝绸之路的历史发展进行探讨《古代丝绸之路:是怎样的一条路》[1]，本次研究的目的在于深挖丝绸之路其中的人文景观、故事历程，通过视觉设计语言，将海、陆两部分相结合，用传统插画的形式去重现距我们已千百年的丝路盛况，帮助丝绸之路文化更好的延续、流传。
丝绸之路广义上分为陆上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起源于西汉张骞出使西域开辟的以长安为起点，经甘肃、新疆到中亚、西亚，并连接地中海各国的陆上通道。它的最初作用是运输中国出产的丝绸。陆上丝绸之路起源于西汉张骞出使西域开辟的以长安为起点，经甘肃、新疆到中亚、西亚，并连接地中海各国的陆上通道。它的最初作用是运输中国出产的丝绸。
设计中的画面主题主要分为四块、玄奘佛教西行文化交流传播、凯撒大帝身穿丝绸参加会议、南怀仁制作银镀金浑天仪、黄道婆棉布生产和贸易。画面由中间起始分左右两部分，从中向左（西）为陆上设计内容；从中向右（东）为海上设计内容，用长卷形式呈现画面。
佛教文化的传播在古丝路的中占据重要地位。常智奇在《丝绸之路上佛教艺术中国化的对象形式》[2]一文中提到：丝绸之路上的佛教文化，是人类在“精神与实在” 的认识道上，“求新声于异邦”的历史选择，是人类精神文明互鉴、互通、互流、互融、互映、互补的一种进步形式。这种形式是人类社会历史发展进步的一条规律，是不同国家、不同民族、在不同地理气候条件下，以不同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寻找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之途的行为方式。法门寺唐塔地宫发现的唐密图像、法器、纹饰，种类繁多，内涵丰富，属于千年等一回、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重大考古发现，使沉寂了大半个世纪的唐密研究，重新焕发了生机和活力。
Sally Wriggins在《Xuanzang:A Buddhist Pilgrim On The Silk Road》[3]文章中写到：七世纪中国僧侣玄奘完成了16年的史诗般的旅程，在印度发现了佛教的核心，这是一个人类奋斗和胜利的壮丽故事。作为中国伟大的英雄之一，玄奘在这本图文并茂的书中首次向西方读者介绍。莎莉·霍维·赖金斯，跟随玄奘的足迹，把一个超越普通经验的人带到了生活中。在哥伦布之前的八个世纪，这位勇敢的朝圣者违背皇帝的意愿，沿着丝绸之路穿越中亚前往印度。在旅程结束前，他会见了亚洲大多数重要领导人，并穿越一万英里寻找佛经。成为第一个真正意义上将佛教文化传入中国的人。
佛教文化经丝绸之路传播的经典案例在房文琪的《陆上丝绸之路的东西文化交流对古龟兹佛教石窟纹饰的影响》[4]一文中提到联珠纹起源于古波斯，经丝绸之路向东传入西域诸国(龟兹,于阗,高昌等)。萨珊波斯极具文化影响力，其文化艺术对于地中海地区、非洲北部、东亚地区乃至南亚次大陆的印度，都有不可磨灭的影响。根据考古发现的波斯银币的所处年代及我国古代史书文献记载可知，在克孜尔千佛洞中,只有繁盛期及以后(即公元6世纪及以后)的石窟壁画中才会出现联珠纹，比如第60窟就是克孜尔千佛洞繁盛期开凿的石窟中比较有代表的一个窟。换言之，联珠纹的出现意味着壁画应当是绘制于公元6世纪以后，因此，联珠纹对于石窟的年代划分以及石窟壁画和出土文物的断代，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
浑天仪是明清时期的伟大发明，而南怀仁发明的镀金浑天仪通过丝绸之路远传海外，是中西方在天文史交流融合的伟大进程。吴孟雪的《南怀仁和西伯利亚通道始末》[5]一书中提到：17世纪至18世纪的海上丝绸之路。这一时期西方发生了科学革命，大量西方科学知识通过传教士传到中国，历史学家称之为“西学东渐”。有种相当普遍的看法认为中国在这一时期主要是被动地接受西方科学知识。我认为这个看法是相当片面的。科学革命本身就是文明融合的结果，是一个全球化的过程。在这个过程当中，主要是西方先进科学知识向东方的传播，但明清时期的中国，不是全被动地接受西方科学知识，而是在接受西方知识后，主动进行发明创造。
自古以来，科学就在文明的交流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同时科学也在这种文明的互动中获得新生。这提示我们以一种全球的视角来看待历史上的科学与文明。《War and peace of the land 'Silk Road'》[6]在“丝绸之路”中为我们提供了这样的新视角。我们将历史的点点场景连接起来，可以构成一个全球科学史的图景。古代世界相互连接的程度比我们想象的要丰富得多。这一历史遗产应该得到传承，因为我们是探索科学真理的同一个人类[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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