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献综述
京杭大运河是世界上里程最长、工程最大的古代运河，是中国古代劳动人民创造的一项伟大工程，是中国文化地位的象征之一。历史悠久的大运河距今已有2500多年。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大运河流域见证着中华历史的变迁和文化的积淀，堪称中华文脉。运河贯通海河、黄河、淮河、长江、钱塘江五大水系，全长约1797公里。大运河对中国南北地区之间的经济、文化发展与交流起着巨大的作用，带动着各个城市辉煌发展。京杭大运河是内容十分丰富，具有历史继承性的文化、科学技术和自然遗产。运河是活着的遗产，具有可更新性，借古鉴今，承前启后，继往开来，复兴运河是当今社会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一大课题。
运河文化是指随着运河经济的繁荣所带来的运河城市的兴起、文学艺术的融合、不同文化背景的参与所形成的多元一体的物质和非物质文化遗产及思想领域的合成。王永波先生在《运河文化的运动规律及其启示》中提出：“运河文化是人类在特定的社会历史条件下，通过跨自然水系的通航、漕运，促进运河流域不同文化区在思想意识、价值形态、社会理论、生活方式、文化艺术、民俗风情等领域的广角度、深层次交流融合，推动沿运河流域的社会、政治、经济、科技、文化的全面发展而形成的一种跨水系、跨领域的网带状区域文化集合体。”[1]善于沟通、包容开放的宽广胸怀是运河文化的基本特征；扩展与开放带来的大交流是运河文化的另一特征；而不断扩大、延伸、创新和发展是大运河文化得以不断发展的又一特征。
随着运河区域商品经济的繁荣，更直接导致一批运河城市的兴起：北京、天津、扬州、杭州、绍兴等都是由运河开发、畅通而繁荣的商业城市。这些城市宛如一串镶嵌在运河上的明珠，成就啦独具特色的以运河为主题的城市文化、建筑文化和河运文化。刘士林认为，运河文明史就是运河城市发展史。这些城市在社会结构、生活习俗、道德信仰，以及人的气质与性格上，无不打上“运河”烙印，是运河文明“基因”的再现与物化。作为独特的河流文明谱系，运河文明的精华集中于两岸的城市或中心城区，又以城市为中心枢纽而延伸到古代中国文明肌体的末梢与细部。[2]
自2014年大运河成功申遗以来，越来越多学者开始关注大运河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
护和开发。关于大运河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方面，赵艳喜认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整体性
保护理念应涵盖非物质文化遗产本体、相关环境和人三项要素，从历时性和共时性( 时间向度和空间维度)对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的综合、立体、系统性保护，目的是最大程度地保持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本真性和完 整性，实现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良性、健康和可持续发展。仇兵奎认为非物质文化遗产整体性保护的根本目标与效果评价主要涉及保护内容和提升非物质文化遗产可持续发展能力两个层面，应该建构14个指标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整体性保护效果评价体系[3]。杨光正关注大运河的传说，主要收集整理了流传在运河两岸邳州段乡村的57篇民间传说，包括大运河及其支流的传说9篇、运河沿岸地名传说17篇、民间风俗传说2篇、民间舞蹈传说2篇、民间生活传说6篇、有关乾隆皇帝的传说21篇[4]。
关于大运河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利用，应该以线性文化遗产理论来分析中国大运河，挖掘大运河的价值，创新文化遗产的活化保护与利用。其中结合大运河主题，挖掘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将与大运河有关的元素发展成为旅游文化产品，很好地推广、宣传大运河文化，传播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活跃群众文化生活，共享文化发展成果。刘玉梅认为枣庄美食是大运河区域文化遗产资源的有机组成部分，通过搜集、挖掘、整合美食文化资源，全方位、多角度综合开发，将美食与民俗、旅游相结合。[5]邹玉清认为传递大运河的文化基 因是江苏文创产品设计的根本目的，文化遗产的文创产品设计是一个动态化叠代的过程，可以把有形的产品与无形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相融合[6]。鲁幽等认为非物质文化遗产法律保护的新途径可 以探索公益诉讼救济路径，建构以私益诉讼和公益诉讼并重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诉讼新体系[7]。
物质文化遗产还是重要的旅游资源。京杭大运河沿线的扬州、苏州等历史文化名城有着各类丰厚的物质文化遗产，如江南水乡、私家园林、古镇古村落、历史文化街区、名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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