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摩登佳人”系列插画及衍生品设计
摘 要
民国时期是中国社会形态巨变的特殊时期，这一时期女性形象有着内涵独特的表达。本文通过大量对时代背景的解读，通过对女性形象内涵以及形成的设计风格进行梳理和分类，探索女性形象符号与当时社会意识形态的内在关系，及由此形成的形象设计思路和特征。对当时的“摩登女郎”的形象深度解析，这一插画设计还原了城市现代化发展的背景下，社会女性审美、消费观念、性别观念的变化，展现了西方文化与本土意识形态的冲突。并且展现了当时社会动荡背景下，意识形态对女性形象的建构，探讨了如何通过插画设计展现当时女性的社会角色和力量。即通过民国新女性形象的摩登生活表现其时代女性的缩影。这一研究也是对中国近代女性形象设计进行展示，并且提供了一个参考的研究视角。
关键词：民国；女性形象；时代背景
20世纪是中国社会发生翻天覆地大变革的时代，也是女性的生活和外在形象发生鲜明而巨大变化的时代。张爱玲曾经感慨说：满清三百年的统治下，女人竟没有什么时装可言，一代又一代的人穿着同样的衣服而不觉得厌烦。其实，迂缓、呆板、没有变化可言的不仅是服装，也是那一时代女性整体的生活和形象。中国女性的生活和精神都曾长期处于沉闷和凝滞的状态中。[1]在中国封建社会的等级伦理观念统治下，“男女有别”的文化观念是“近代中国无法拒绝的文化遗产”。[2]然而，在20世纪的风云变迁中，中国女性不仅在精神上，而且在视觉形象上，都已不复为传统的女性可比拟。简言之，在已然过去的一百年间，中国女性不但在社会生活中，而且在外在的形象上也经历了比以往任何时代、世纪都更为纷繁、重要而本质的变化。当然，形象不仅仅决定于衣著，由特定时代的服饰装扮、举手投足和神情气质等等所构成的时代女性的整体形象是一系列传达复杂信息的重要符号，它所表述的将不仅是“形象本身的历史”，也是时代和社会变迁的历史。
然而, 由于既往的文化有意无意地把外在形象看作是个体与生俱来的特征, 或女性个人在装扮上的爱好, 人们很少清晰地意识到, 女性形象的变迁其实正是一部形象撰成的历史, 那装扮、变化于时代, 形神兼备的“真实的一人”、女性, 乃是一定时空所捕获的“人质”。恰如西蒙·波娃所说, 女人不是天生的, 社会女性的外在形象也不是“天然”的。常常“流行”似乎只是在女性的内部进行, 然而, 真正能够翻手为云、覆手为雨, 令女性趋之如鹜的却是时代那只“看不见的手”。女性并不真正自己决定自己的形象和变化, 在她们那“独立”的、“自成一格”的形象和够“酷”的装扮背后, 是时代更为有力而隐蔽的想象和要求。
都市是文明的象征，代表了时代发展的前锋，在都市，女性被推上了社会生活的前沿舞台，都市的经济活动中融入了她们的人力资源，都市的公共空间里活跃着她们的身影, “理所当然”地，都市女性成了引领时代风尚的代表。以至今天，当我们回首百年中国女性的形象时，最多地映入眼帘的便是这些都市女性的形象。她们的身姿和面影曾经最多地进入了当年的摄影镜头，但这与其说是掌握镜头人的“偏见”，毋宁说是历史的“偏爱”。
然而，这一切是如何发生的？是“谁”塑造了女性的形象、决定了时代的“美女”？
纵观历史，我们发现，女性形象和社会政治的变革有着十分密切的关联。常常，其变迁不仅透露出变革的消息，而且某种程度上还和重大的历史事件相伴而行，“时髦女性”对于社会政治和时尚的变化往往有着双重的敏感和“悟性”。辛亥前后的状况是一个突出的例子。辛亥革命以“驱除鞑虏”为口号推翻了满清政权，于是，不仅“达拉翅”、“花盆底”等旗女装束在一夜间销声匿迹，而且，“三百年来没有什么变化”的汉族妇女也乘机一改以往的面貌和规矩，一时间，去头饰、放缠足蔚然成风。“时髦女性”对于政治和时尚的双重“敏感”，在20世纪的下半叶里也屡有表现。政治的影响之外，女性解放的思想无疑也是造成 20 世纪中国女性形象变迁的动因之一。《吴友 如画宝·海上百艳图》中，一幅数名闺阁女子手持望远镜窥视租界的风情画，便生动地传达了“养在深闺人未识”的女性，人人都把自己视野领域的极限当作世界的极限。[3]在风气渐开的时代里，冀望突破既定命运的心曲。尤其重要的是，辛亥前后，西方教会和革命党人以及其他社会力量在全国各大城市竞办女校，掀起了一股女性解放的热潮，著名的上海中西女塾、桂墅里大学堂等等都是在此时开办，女子教育一时成为社会关注的热点。及至 20 年代中期，随着女子教育的日渐发展，社会上出现了第一批以自己的能力服务于社会和为稻粱谋的职业女性。这一切，毫无疑问地都为女性地位乃至外在形象的改变提供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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