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莫愁湖街道步行网络体系规划设计研究
文献综述
一、我国关于城市街道步行网络理论研究方面
街道在城市生活中扮演着极为重要的角色,它不仅是交通的主要载体,也是重要的城市开放空间。关于城市街道步行体系的研究，国内的学者一般侧重于街道空间的设计与探究。侧重于从居民的角度来进行街道步行网络的设计，分析街道步行空间中步行活动的各种人性特征，强调街道步行空间的可达性和街道对空间串联的完整性。国内学者钟文通过从人本主义的角度出发,以对城市公共生活具有更广泛意义街道步行空间为研究对象,全面探讨促进城市步行生活人性化的举措。文章首先阐述了人性化的基本涵义 ,引导出街道步行空间的人性化设计要点和设计基本原则,以此作为全面展开城市街道步行空间人性化设计的理论基础。通过多层次,多角度的对街道步行空间人性化设计进行分析研究,从整体有机的角度寻求其人性化设计的有效方法;并揭示出步行空间人性化设计是与城市整体建设息息相关的,是一系列城市整体空间环境设计问题,而不仅仅是人行道景观环境设计[1]。国内学者吴浩侧重于利用一些统计数据，主要通过利用一些新手段，如三维空间数据、业态POI大数据和百度街景照片大数据等建立了城市街道可步行性定量研究的基础数据库,运用城市街道可步行性测度指标体系对南京中心城区的街道可步行性进行定量评价,从总体上分析了南京中心城区街道可步行性的基本特征[2]，其研究认为，道路的可步行性有着通畅性、便利性、舒适性和安全性四个测度指标，构建了街道可步行模式理想模型并选取南京中心城区内的3条典型街道进行实证分析和针对性判断，根据可步行模式的不同和测度体系评价结果的高低,分别使用保品质、提特色、补短板和待整改的诊断策略。张喆指出现代主义城市规划曾因忽视步行而带来诸多危害,20世纪60年代以后,人们逐步开始反思并重新认识到步行的价值,强调社区的“可步行性”。通过居民视角对住区步行空间进行一系列的研究，丰富住区空间发展模式,增强城市人文特色。基于居民的步行体验，对国内外大量住区步行空间案例进行研究,从空间结构层次、步行路径和步行空间形态方面归纳住区步行空间的典型类型。最后在调研和分析现状地块的基础上,提出步行空间的设计原则[3]。陈永辉则借助了城市网络分析工具UNA,通过结合文献研究、对比研究、数据分析、模型支撑等研究方法，提出S3C(服务范围,最近设施,簇群,中心性指数)的公共空间步行可达性的综合评价体系,围绕公共空间的辐射范围、邻近度、聚集形态、中心性等诸多方面,研究南京老城区中为城市居民开展日常生活和社会生活所提供的室内和室外的公共空间的可达性,这些公共空间包括一般性公共服务设施、开放空间和特殊公共服务设施，进一步研究了南京老城区每一类公共空间的城市步行网络特征。总结公共空间步行可达性及道路对公共空间串联的完整性，提出各个级别公共空间步行可达性的提升策略[4]。龙瀛和沈尧提出了街道城市主义思想,并在此基础上对成都全市街道活力展开定量探索,明确了'街道''活力'和'街道城市主义'的概念,构建了街道活力定量评价的指标体系,分别探索了A类(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B类(商业服务业设施)和R类(居住)街道活力的外在表征和街道活力构成因素的关系。并标明不同类型街道的活力影响因子差异较大[5]。而陈喆、马水静通过对国内城市街道的观察以及对现有关于城市街道活力理论的分析,提出了街道上人群丰富的活动意味着街道的活力。将中心地理论的'中心地'概念转化为城市中的'活力点'概念,再通过对城市中人群的活动进行分析,提出了城市街道活力产生的一般组织原则。并提出了该组织原则可对以提高人的生活质量为目标的城市设计提供的支持[6]。孙彤宇从城市活力街道网络步行体系建设的角度,分析当代机动车主导的城市格局下的步行环境现状、针对城市道路的基础设施属性和社会属性分化等现象,阐述合理街区尺度、连续的城市肌理、公共空间节点网络、道路的步行友好性等要素对当代城市住区公共空间环境品质的重要作用,指出开放住区的建设不在于住宅小区是否有围墙,关键问题在于规划具有合理步行尺度的街道网络、创造具有连续性和活力的城市公共空间体系,以此为支撑形成小街区、密路网的开放住区,建立街道界面与步行路径的耦合关系,同时保留住宅街区内部的私密、半私密空间,展现未来以公交为导向的、低碳生态的、人性化的宜居住区规划结构模式[7]。魏皓严、李璐以丹麦哥本哈根步行区和重庆大坪片区作为研究样本，进行两者比对直接展现出步行网络建设水平的差异。针对步行网络的量化分析方法要么是直接测算而不能反应迭代效果,要么偏重于拓扑关系而忽视了步行对非拓扑因素的敏感,本文提出了效率—选择模型,以步行所敏感的实际距离和交叉口流向为核心进行不同半径的迭代计算。研究结果显示,与哥本哈根步行区相比,重庆大坪片区的步行网络体系还有着较大差距;同时也可以看出,本文所用模型以及分析手段对于步行网络的量化研究和科学指导城市设计都是有益的[8]。学者徐磊青认为,近350多年来城市街道经历了三次转型:从视觉到开发、效率致胜、共享街道。奥斯曼的巴黎改造是街道第一次转型的典范,即以视觉美学为主体并结合开发效率的街道设计,这些街道既属于漫游者,也使投资和银行家有利可图,奥斯曼的巴黎改造最成功之处在于重新形成统一的城市。柯布西耶的未来城市带来了街道第二次转型,即交通基础设施化。消费主义、邻里和社团以及街道平权运动推动了街道的第三次转型。文章综述了这一发展历史及相关事件,并指出,街道的本质是城市公共空间和多学科的融合[9]。刘涟涟、尉闻认为步行性测量与评价的系统方法是改善地区步行环境品质的重要部分。目前,欧美几个主要发达国家已开发了多种用于评价步行性的方法与工具。他们首先解释了步行性的起源与概念,并概述了步行性评价方法的发展历程;进一步探讨了欧美主要的步行性评价范围、指标与标准设置;最后比较了各类步行性评价方法与工具的特征与差异。这将为构建适宜我国城市步行性评价系统提供可资借鉴的经验[10]。
综上所看，国内的诸多学者对于城市街道步行体系的研究，大多都侧重于从居民体验的角度来进行城市街道空间体系的研究，并从步行可达性及街道对空间、业态串联的完整性，来分析目前街道步行体系目前存在的问题，并针对诸多问题提出相与之对应的更新改造手段及策略。
二、国外关于城市街道步行网络理论研究方面
国外学者对城市街道步行体系的研究，在强调街道步行性、街道步行空间开放性和街道中人际交往的重要性的同时，也更加注重街道的景观与环境的发展。着重考虑街道空间给人们带来的舒适度，指出良好的步行景观与环境对提升街道活力与品质、增加居民舒适度等方面尤为重要。在衡量城市街道环境方面，里德·尤因、苏珊·汉迪等通过使用了专家小组评级的方法，使得根据街道及其边缘的物质环境特征来衡量城市设计的五个品质——意象、围合空间、人的尺度、透明度和复杂性——成为可能。其研究的直接目的是研究者提供(这五个城市设计品质的)可操作性定义,这样他们可以测量街道环境并测试其与步行行为之间的显著性联系。其最终目的是,根据本研究和其他后续研究的成果,来指导城市设计实践[11]。Auttapone karndacharuk、Douglas J.Wilson等注重强调公共空间在道路系统中的重要性，公共空间可以通过道路串联成为一个整体，街道的共享空间功能十分重要。从新西兰视角明确共享空间概念的起源和演变，鼓励通过少量物理隔离使全体道路使用者合理地使用同一道路空间。基于交通稳静化街道与共享空间在基础概念上的差异,认为共享空间由一些设计要素组成,若缺少这些要素，公共街道将难以对全体道路使用者发挥其真正的共享空间功能[12]。在街道系统的更新改造方面，路易斯·康认为城市始于作为交往场所的公共开放空间和街道,人际交流是城市的本源,但现在这些街道变成了没有情趣的运动通道,不再从属于与它共存的街道。现代城市通常一味发展机动交通而忽略了步行交通在城市生产、生活中的重要作用。另一方面,城市广场、步行街等典型公共空间受到城市建设与规划的高度重视，对这些典型空间的设计格外重视,而与市民大众日常生活更加紧密相连的街道步行网络体系却罕有问津。因此路易斯·康认为，城市街道步行空间网络要从人本主义出发，让更多的人对街道步行空间产生足够的重视，要契合街道步行空间体系的完整性，宏观层面到微观层面，从大到小，在设计与改造中寻求整体统策略，来提升步行活动的活力，协调步行空间与周边建筑、人群等的关系，在街道步行空间的具体环境措施设计中体现最细微的人性化关怀[13]。Robert Cervero、 Kara Kockelman通过检验“3Ds”如何影响旧金山湾区居民的出行率和模式选择来检验这一命题。使用1990年从美国人口普查、地区清单和实地调查中获得的旅行日记数据和土地使用记录，研究发现，密度、土地利用多样性和面向行人的设计通常会降低出行率。
研究表明，建筑环境的各个方面与旅游需求之间的弹性是适度的，尽管肯定不是无关紧要的。因此，它支持新城市主义者和其他人的观点，即创造更加紧凑、多样和以步行为导向的社区，结合起来，可以有意义地影响美国人的出行方式[14]。
国外学者对于街道体系的研究，在侧重于人性化的同时，也更过的考虑了其他方面因素对街道空间及步行体系活力的影响。在注重良好的街道步行空间可以为居民提供舒适度和满足感的同时，考虑了街道空间与周围空间的衔接、街道环境的改造、街道步行空间与周边建筑的协调等方面的探究。并结合诸多实例，分析其现存街道空间体系的优势及存在的问题，提出对应的改造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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