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献综述
1背景
回族是西部地区的主要少数民族之一，其居住形式为“大杂居、小聚居”，即围绕着清真寺而居，形成不同的寺坊，这种居住形式会方便回族的交往行为。但随着城市化水平的不断提高，城市发展带来了城市穆斯林社区的结构变化、清真寺功能变迁、人口流动等。打破这种居住形式不可避免，但这却忽视了回族聚居的传统模式，不利于形成地域民族认同感。本文以西宁市东关回族聚集区为研究对象，此聚集区地处西宁老城区，人口密度大，基础设施老化，拥挤使得回族缺乏进一步可供交往的空间，这些基础设施的严重不足，使其与城市现代化的差距日趋明显；为了消除与城市现代化的差距，大多数实体交往空间正面临着被拆解的危机，而这与回族自身特色的交往形式产生了冲突。因此，为了使维持传统回族交往特色与城市现代化协调发展，本文会通过现场踏勘、发放问卷等方式针对回族的行为特征分析出有益的交往空间布局[1]。
1.1相关研究综述
著名的丹麦学者杨·盖尔在《交往与空间》一书中，以当时为数不多的人主义价值观为视角，呼吁设计师观察建筑室外空间活动的人群，并要充分了解人与公共交往空间的密切关系，把设计原点设定在人的感受和行为上。可是在中国城市设计的实践中，满足大众需求和关注人行为方面，我们考虑的还远远不够。满足人的实际需求，没有什么高深难懂的理论，也不需要什么成本巨大的投资，重点是对人的行为和心理的分析和应用[2]。
2.国内外相关研究现状
对于城市回族社区转型研究，国内学者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城市回族社区现代化发展机制研究、城市回族社区因素现代转型研究和城市回族社区变迁和发展方向。国内学者在宏观城市转型研究上做了重大的进展，但是方面，如社区转型，特别是具有独特“异质性”的城市族群社区方面，涉及到城市微观研究成果寥寥无几。
回族穆斯林的日常交往由于其民族文化与宗教文化而呈现其独有的特征。和谐社会的建立有赖于不同族群，不同文化之间的相互交流和沟通，从而得以共同发展，学者对于回族与交往方面的研究主要从社会学和人类学的角度进行探讨。马进认为回族聚居区以外来性、融合性的国内化、本土化共同发展，从而带来回族居民的日常交往呈现宗教和生活的二元建构。宋彤从社会网络分析出发，对济宁回族家庭进行实例研究，总结出济宁回族家庭日常交往网络具有整体略小的网络规模、较高的亲缘比例、交往空间临近以及交往频度高的整体特点。这种交往网络的形成受文化因素和社会环境两方面的影响[3]。
作为中国城市化程度最高的少数民族，城市回族社区的现代化研究一直以来就是相关学者们的研究主题。对于城市族群社区现代化发展的机制，多数研究者都认为其主要因素是来自外部社会的变迁，是一种“外生型”因素，而不是整个社区内部自然增长的力量，城市族群社区的现代化进程是“外生型”和“后发现代性”的发展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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