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献综述
摘要：近年来，积极老龄化政策备受国际瞩目。同时，伴随者老龄人口与住宅小区之间的尖锐矛盾，现有小区已经不能满足老年人的养老需求。本文在统计分析近年来国内外学术期刊所登载的积极老龄化以及适老性研究的相关论文情况的基础上，从积极老龄化的研究现状、养老问题的研究现状、以及住宅小区适老性研究等方面进行综述，并评价了现有研究存在的不足。
关键词：积极老龄化；住宅小区；适老性
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截至2019年末，我国60岁及以上人口约有2.54亿，占总人口的18.1%。习近平总书记提出，“要实现党委统一领导、政府依法行政、部门密切配合、群团组织积极参与、上下左右协同联动的老龄工作机制，形成老龄工作大格局”。积极老龄化政策一定程度上能够缓解人口老龄化的消极影响。
住宅小区是老年人日常生活中的重要场所，然而随着老年人的人际交往、娱乐锻炼等需求不断上升，目前城市住宅小区的现有设施环境已经不能满足老年群体的活动需求，存在适老性功能预设不足，缺少集体活动空间，老年人活动场地和其他人群冲突等问题。因此，城市住宅小区的适老性研究成为当前老龄化社会背景下十分必要和迫切的议题。基于此，本文在统计分析近年来有关积极老龄化、住宅小区适老性研究学术期刊论文的基础上，综述积极老龄化的概念和内涵，目前的养老方式和住宅小区的适老性研究现状，提出住宅小区评价模型建立的必要性，并分析当下存在的不足。
1积极老龄化
1.1积极老龄化概念的界定
“积极老龄化”是以联合国提出的“独立、参与、尊严、照料和自我实现”的原则为理论基础而概括出来的一个政策理论，《政策框架》中对于积极老龄化的概念界定是：为了提高老年人的生活质量，在尊重老年人人权的前提下，使他们健康、参与和保障的机会尽可能发挥最大效益的过程。积极老龄化政策框架的三大支柱分别为健康、参与和保障，其中社会参与是其核心和精髓。
积极老龄化内涵丰富。蒋海鹰（2018）[1]指出积极老龄化从新的高度诠释了老年人的角色、价值和生命的意义，它是老龄观的一次革命性变革。穆光宗（2010）[2]认为积极老龄化是一个全球战略，其含义是指老年群体和老年人自身在整个生命周期中，不仅在机体、社会、心理方面保持良好的状态，而且能够继续为社会做出有益的贡献。赵振杰（2017）[3]指出积极老龄化区别于健康老龄化的最大特征在于“健康、参与、保障”三大支柱理念的有机统一，体现了生命主体平等观、发展权利尊重观和生命教育多元观。Belanger（2017）[4]结合联合国老龄化概念，提出了类似的概念，但忽略了安全性，并包括情绪和认知功能。因此，积极老龄化是一个集思想、理论、战略、政策框架和行动计划于一体的综合理论体系。
Belanger（2017）国内外的专家学者对积极老龄化的研究意义给予了肯定。王昶（2016）[5]指出积极老龄化政策理念能够在理论研究和政策设计上为目前扶贫政策和方式提供新的视野和思路。王永炎（2019）[6]指出积极老龄化对于中医学术研究也具有重要意义。王铄（2019）[7]认为积极老龄化视角下的“健康、参与、保障”等养老新理念，有利于推动农村老年人之间的“自助—互助”，从而降低养老成本。Swift（2017）[8]指出积极老龄化有利于消除年龄障碍和年龄歧视。
1.2国内外有关积极老龄化的研究现状
国内外在积极老龄化视域下进行的研究比较普遍。朱火云（2020）[9]基于积极老龄化理论，利用CLHLS数据构建积极老龄化态度的HAPC回归模型，将个体微观数据嵌入宏观社会经济环境，探讨了积极老龄化态度的个体差异、组群效应及其时代变迁。丁文珺（2020）[10]从积极老龄化视域出发，探析康养产业的理论内涵、供需困境。张祥晶（2018）[11]基于积极老龄化战略，分析老年政治参与状况，透视老年人社会参与质量，并探索其影响因素，并指出提高老年人政治参与的策略中，增进老年人健康是行动基石，老年人参与能力建设是核心，政治参与的宣传、组织和引导是关键。乐章（2020）[12]基于积极老龄化理论框架和中国老年健康影响因素跟踪调查面板数据，从积极和消极两个维度对农村老年人老化态度问题进行实证考察。黄慧（2020）[13]基于积极老龄化理论，通过定量研究方法，从健康、参与和保障三大支柱对老年大学的学习效果进行测量。Hsu（2020）[14]通过确定台湾各城市的城市级积极老龄化和老年人友好型的类型，并从老年人的生活满意度和健康相关生活质量的角度研究它们对福祉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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