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献综述（或调研报告）：
1. 物有所值评价（VFM）
物有所值评价（Value for Money，VFM）作为采用PPP模式的三项基本评价[1]（即物有所值，承受能力和风险分配）之一，用以判断采用PPP模式的必要性，在PPP项目的决策中有非常重要的作用。
1.1 物有所值的概念
“物有所值”理念兴起于上世纪90年代的英国，与新公共管理运动密不可分[2]。英国审计署（NAO）将其定义为最优化利用资源以达到预期结果，而并非只是实现最低价格[3]。为了实现物有所值，有3E原则：节约（Economy，spending less），效率（Efficiency，spending well），效果（Effectiveness，spending wisely）[4]。姜爱华认为物有所值关注全生命周期成本，是所有采购追求的目标[2]。而PPP范畴下的物有所值主要是一个相对概念，即将PPP模式与政府传统采购模式进行对比，通过假设效果相同比较投入的多少，或者假设投入相同比较效果的好坏来判断哪种模式更加物有所值[1]。
目前对于PPP项目的物有所值，国际上并没有统一的定义，各个国家和地区对VFM都有各自的定义：
表1 各国家和地区对于物有所值的定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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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门 |
出处 |
物有所值的定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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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财政部（HM Treasury） |
《物有所值评价指南（Value for Money Assessment Guidance）》[5] |
为了满足用户的需求而对商品或服务的全生命周期的成本与质量（或可用性）的最优化组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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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拿大PPP中心（PPP Canada） |
加拿大PPP中心（PPP Canada ）[6]网站 |
在同一时点，采用传统采购模式的项目全部费用（即公共部门比较值，Public Sector Comparator，PSC）与同一项目采用P3模式的全部费用（即影子报价，Shadow Bid，SB）的比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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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大利亚基础设施中心（Infrastructure Australia） |
《国家PPP政策框架（National Public Private Partnership Policy Framework）》[7] |
物有所值是私营部门提供服务的结果与风险转移程度对政府财政的综合影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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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西兰政府审计长办公室（Office of the Auditor-General） |
《政府机构采购指南（Procurement Guidance for Public Entities）》[8] |
经济、有效和无浪费地利用资源，综合考虑一种采购安排的总成本和效益，以及这种安排对要实现的成果的贡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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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银行PPP基础设施咨询基金（Public Private Infrastructure Advisory Faculty） |
《PPP参考指南-第二版（Public-Private Partnership Reference Guide）》[9] |
在提供用户想要的服务的基础上，实现收益和成本的最佳组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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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联邦公路管理局（Federal Highway Administration） |
《PPP物有所值评估（Value for Money Assessment for Public-Private Partnerships）》[10] |
为了满足用户需要的产品或服务的全寿命周期成本和质量（或目标的适用性）的最佳组合 |
上述定义虽各有不同，但总的而言，PPP项目的物有所值就是对于项目的成本、质量、风险等因素综合考虑后达到的最优化组合。
1.2 各国家和地区相关政策及文件
1.2.1 我国VFM相关政策
近年来，国家颁布了关于PPP的一系列政策文件鼓励PPP项目的发展，其中不少文件提及了物有所值评估。
财政部在《关于推广运用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模式有关问题的通知》（财金[2014]76号）中提及了应当在做好传统项目评估论证之外，积极借鉴VFM评价理念和方法对项目进行筛选和评估，应从全生命周期进行评价，并综合考虑各项要素。在财政部《关于印发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模式操作指南（试行）的通知》（财金[2014]113号）的项目识别阶段提及了VFM，应当从定性和定量两方面开展物有所值评价，定性包括风险分配、效率、创新、公平等指标，定量则采用PSC法进行计算和比较。国家发改委在《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开展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的指导意见》（发改投资[2014]2724号）中提到应当建立联审机制，从项目建设的必要合规性、PPP适用性、财政承受能力等方面进行可行性评估，确保物有所值。财政部最新发布的《关于印发lt;PPP物有所值评价指引（试行）gt;的通知》（财金[2015]167号）中规定应当在项目识别或准备阶段开展VFM，并且目前以定性评价为主，鼓励开展定量评价，并完成物有所值评价报告，其中定性评价包括六项基本指标，并对如何打分做出了详细规定；定量评价采用PSC法，PSC包括建设运营维护成本、竞争性中立调整值和项目风险三部分。
另外，财政部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中心编著的《PPP物有所值研究》[1]中介绍了英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美国、南非等国家和地区对于VFM的定义，评估框架，定性评价指标以及定量评价的方法和步骤，并对定量评价的影响要素进行了分析。财政部的另一本书籍《国外PPP案例选编》[11]则在加拿大萨德伯里市污泥处理项目以及加拿大卑诗省安置房行动项目中，对VFM的评价过程进行了介绍，并给出了实际的数据。
1.2.2 英国VFM相关政策及文件
英国作为最早开展PFI项目以及物有所值评价的国家，各个部门都颁布了许多与VFM相关的政策文件。
英国财政部（HM Treasury）在《物有所值评价指南（Value for Money Assessment Guidance）》[5]中将物有所值分为三个阶段：项目群（Programme）、项目（Project）和采购（Procurement），评价具体内容又分为定性评价和定量评价两部分。项目群和项目阶段的定性评价均可从可行性（Viability）、可实现性（Achievability）和有益性（Desirability）三个方面进行，采购阶段的定性评价主要从市场失灵（Market Failure）、采购流程有效性（Efficient Procurement Process）和风险转移（Risk Transfer）三方面进行，并均有详细问题清单；定量评价则层层递进，项目群阶段仅开展简单的定量估算，项目阶段应重新进行量化和假设。
英国国际发展署（Department for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也发布了一系列与VFM相关的文件。《DFIDrsquo;s Approach to Value for Money（VFM）》[12]中将物有所值定义为：将用于改善穷人生活的每一磅的效用最大化。VFM评价主要包括投入（Input）、程序（Process）产出（Output）、结果（Outcome）、影响（Impact）五个方面，并针对援助计划提出了3E框架。DFID的评估部门发布的评估报告《Measuring Value for Money》[13]中对2003-2006的公共服务协议进行了VFM指标的评价，VFM指标的评价包括风险分担、打分制度等。《Guidance on Measuring and Maximising Value for Money in Social Transfer Programmes – second edition》[14]中针对社会转移类项目如何进行VFM评价进行了指导，共分为16步、以3E框架为基础对项目全生命周期进行VFM评估，包括费用计算、收益预测、物有所值评价、成本效益分析、监测与评价及财务可持续性六大部分。《Social Transfer Value for Money Checklist》[15]中则将上述16个步骤进行了简化和明确。
英国交通部（Department for Transport）在《Value for Money Assessment: Advice Note for Local Transport Decision Makers》[16]中依据英国财政部的绿皮书对交通类项目进行物有所值评价，包括定性、定量评价和货币信息化，强调了效益成本比率（The Benefit Cost Ratio，BCR）的确定，景观价值的确定及项目的定性影响等内容。《The Green Book-Appraisal and Evaluation in Central Government》[17]的目的是促进更好的资源分配和利用，考虑社会成本和效益对不同方案进行评估，达到最优的物有所值。另有Adam Smith International[18]的报告中介绍了基础设施项目中VFM的应用，建立了以投入、产出、程序、结果、影响、活动六阶段为主，3E为核心，定性定量相结合的VFM框架，对如何计算VFM进行了详细介绍。
1.2.3 其他国家和地区VFM相关政策及文件
澳大利亚基础设施中心在《国家PPP政策框架（National Public Private Partnership Policy Framework）》[7] 中认为VFM评价包括定性和定量两部分：定量是PSC（其中包括风险的调整）与PPP模式下产出和费用的比较；定性则考虑相关因素（例如服务方面的设计影响）。并提出了满足物有所值的相关条件：足够的规模和长期性、风险转移的机会、全生命周期成本、创新、竞争性等。《国家PPP指南（National Public Private Partnership Guidelines）》[19]中也认为完整的VFM评价包括定性分析和定量评估两部分：定性评价因素包括：服务支付和操作要求、交流和项目管理、设计范围等；定量评价部分着重对PSC进行了详细介绍，包括初始PSC、竞争性中立值（Competitive Neutrality）、风险量化和计算等内容。
加拿大P3中心发布的文件则多是关于物有所值的案例分析报告。萨德伯里市的污泥处理项目（the Greater Sudburyrsquo;s Biosolids Project）[20]案例分析报告中将VFM分析定义为：公共部门项目发起人评价项目采用P3模式是否对公众有价值的一种常用工具，其中VFM分析部分包括风险分担、采购模型定义及VFM数据分析，将PSC与DBFOM模式下的费用进行对比，得VFM=11.1 million，占总费用6.9%。伊魁特国际机场项目（Iqaluit International Airport Improvement Project）[21]案例分析通过定性和定量分析进行了VFM评估，定性方面从竞争和创新、安排的确定性、费用的确定性、集合性及全寿命周期维护五个方面评价；定量方面则列出现金流量图，将DBB模式和DBFOM模式的费用进行了对比，得VFM=99.8 million，占总费用的19.2%。里贾纳市的污水处理项目（Wastewater Treatment Plant Expansion amp; Upgrade Project）[22]案例分析中将传统的DBB模式与DBFOM模式进行对比，分为初步VFM评估和最终VFM评估两部分，初步评估在采购和合同签订之前，作为交付模型评估的一部分，VFM为15.5%；最终VFM评估是初步评估的升级，采用净现值评价，考虑风险分担等内容，最终VFM=138.1 million，占29.3%。
世界银行PPP基础设施咨询基金（Public Private Infrastructure Advisory Faculty）在《PPP参考指南-第二版（Public-Private Partnership Reference Guide）》[9]中提到政府采用PPP模式建设必要的基础设施的主要目的就是为了达到物有所值，也分为定性和定量评价两部分，提及了PSC的计算和经济成本效益分析，并列举了许多VFM相关文件和指南。《Value for Money Analysis-Practices and Challenges》[23]中分析了VFM在PPP项目决策中的应用，考虑了VFM的相关性和局限性。并对定量分析中的关键方法论问题进行了分析，包括：费用和税收假设、分析范围、风险分析方法和假设、折现率。
美国联邦公路管理局在《PPP物有所值评估（Value for Money Assessment for Public-Private Partnerships）》[10]提到VVFM在项目开展和采购的多个阶段进行，是保证PS采购选择的决策手段，并对现金流、全生命周期成本、融资成本、风险量化和分担、通行费用等的计算进行了详细介绍。
1.2.4 总结
各个指南和文件都将VFM评估分为定性和定量评价两部分。定性评价是对项目成功的相关因素的考量（包括设计、创新、竞争等）；定量评价则多采用PSC法进行计算和比较，其中对于PSC的计算、风险分担和量化、费用效益综合分析等内容都有涉及。但各个文件和指南对于具体的定性指标和PSC计算等结合各国具体情况有不同之处，对于建立我国的VFM评价体系格有借鉴价值。我国颁布的相关政策文件中，也多以国外相关评价方法和体系为参考，提倡建立适合我国的物有所值评价方法。
1.3 相关文献研究
国内外关于VFM的文献比较丰富，可根据主要内容分为VFM理论研究、PSC相关研究、VFM风险分析、VFM的应用和流程构建以及VFM的不足和改进五大部分。
1.3.1 VFM相关理论研究
国外对于VFM理论的研究已经比较完善，近年的文献多是对VFM的关键影响因素的分析以促进VFM更好地发展。而国内对VFM的研究处于起步阶段，文献多为对VFM理论的介绍和以国内外相关文件和指南为基础分析VFM的基本方法，并结合我国现状提出VFM发展的关键点，以此促进VFM理论在我国的推广和发展。
Eoin Reeves[24]对爱尔兰的公路项目进行了经济分析，其中从合同竞争、风险转移、创新等方面进行了VFM分析，并认为VFM的实现与否依赖于交通流量和收入共享的具体细节。Kharizam Ismail等[25]运用问卷调查法研究PPP项目达到物有所值的重要指标，包括四项：项目运营（project operational）、 社会效益（social benefit）、管理及财务标准（managerial and financial criteria）和技术及环境标准（technical and environmental criteria.）。Jean Shaoul[26]认为目前的PPP项目决策依赖于模糊的风险转移和项目层面的物有所值，而并非整个系统或社会整体，并对VFM的净现金流、贴现率选择、PSC的计算、风险转移等进行了论述。Iqbal Khadaroo[27]针对英国学校PFI项目的物有所值进行了分析，以三所中级学校的PFI合同为例，讨论了如何计算PFI的招标价格，强调了风险转移、非金融因素、咨询公司的重要性。
孙慧等[28]主要论述了物有所值理论，并对成本效益分析法和公共部门参照标准比较法进行了介绍和分析，并详细介绍了PSC的构成和计算。任新建[29]探讨了VFM理论及定量评价的要点，并提出应当综合考虑项目的经济社会效益及其时间价值。刘朝晖[30]通过提出可担保性、可追踪性、可测性和可行性四项假设，论述了PPP合同中责任和VFM的关系。秦子龙[31]以英国政府采购为例，强调了物有所值是政府采购的核心原则，并且对如何实现物有所值提出了五个建议。王千惠[32]结合《操作指南》分析了目前我国PPP项目价值评价体系缺位的现状，并介绍了VFM评价的基本方法。姜爱华[33]在理解物有所值概念的基础上，提出了制定最佳采购计划、拓展采购集成服务、实施全寿命周期采购管理、设计透明竞争的采购程序、加强政府监督以及引入第三方评估的方法来促进物有所值的实现。
1.3.2 PSC相关研究
公共部门比较值（Public Sector Comparator，PSC）作为VFM评价定量分析中的重要内容，是VFM相关研究中的重点。国内外学者针对如何进行PSC的确定进行了诸多研究，重点关注PSC各项内容的计算，也有对于PSC的影响因素的分析和PSC的不足及修正等内容的研究和讨论。
Carlos Oliveira Cruz[34]等为PSC的计算提供了理论基础，采用成本效益分析法结合PSC进行基础设施项目的决策，强调了贴现率的选择及其对PSC值的影响。申玉玉等[35]对VFM的构成和计算进行了介绍，并对PSC及LCC的构成进行了分析。高会芹等[36]以英、德、新加坡的VFM评价体系和方法进行比较研究，认为我国应当结合PSC法建立自己的评价体制。梁嫱[37]对PSC及VFM体系进行了详细完善的介绍，并结合财务分析法建立了适用于河北省的PSC体系以应用于PPP项目前期决策，其中对PSC各组成部分的计算进行了详尽阐述。并结合一个地铁案例进行了PSC分析，最后以敏感性分析法对PSC进行了调整。李佳嵘[38][39]以英、德、新加坡、南非等地区的VFM评价进行对比分析，对PSC进行了非常详细的介绍和分析，尤其对于风险分析介绍了相关方法。同时结合我国的现状对PSC应用流程进行改进，建立了分为前期准备和前期实施两部分的PPP前期决策体系。并结合北京地铁四号线项目进行了物有所值分析。
Darrin Grimsey等[40]比较了不同国家的VFM评价，共分为四步：成本效益分析、招标前的PSC计算、招标后的VFM计算及竞争性谈判，并着重分析了学者和实践者双方对于PSC的观点，讨论了PSC的不足。刘广生等[41]从假设条件、折现率、项目周期以及计算结果四个角度阐述了PSC 评价法存在的问题，并结合我国PPP项目评价现状，从对比财务可行性研究、参照历史经验数据、与可行性研究相结合等方面提出了PSC法的改进措施。刁昳等[42]介绍了PSC和全寿命周期成本（Life Cycle Cost，LCC）的构成，并针对保障房PPP项目，从初始PSC确定、合理量化风险以及折现率调整等方面改进了PSC法，并结合案例进行了VFM评价。高会芹等[43]对PSC法的争议和实践中的问题进行分析，认为PSC法在全球不具有广泛意义。
1.3.3 VFM评价中的风险分析
PSC的计算之中，非常重要的一个部分就是风险的量化和分担。风险分担是PPP项目的关键，在VFM评价中也是不可或缺的部分。国内外文献中也有从风险分析的角度讨论物有所值评价的。
M.H.Sobhiyah等[44]以燃气电站的项目为例，着重从风险分担角度，讨论如何提高电站类PPP项目的物有所值。陆晓春等[45]介绍了VFM分析的三种方法，提及了商业案例清单法（Outline Business Case，OBC），并提出应建立OBC法与PSC法相结合的PPP项目前期决策制度，风险量化部分则应当采用简单概率计算法（Simple Probability Valuation Techniques），由政府确定计算基数及费率来确定风险费用。孙晓丽[46]以污水处理BOT项目为例，分析了PSC和LCC的构成，运用三角模糊数层次分析法和集值统计法对风险分担进行了计算，并将大连的一个政府采购污水处理项目和一个BOT项目进行对比，分析物有所值情况。
1.3.4 VFM的应用及流程构建
VFM评价作为PPP项目决策的重要方法之一，其流程的确立和评价方法的分析是非常具有实际意义的。国内外文献中也多有对VFM流程的分析和梳理，包括定性评价和定量评价的方法和要点和实际项目的案例分析。也有学者将VFM与具体项目类型相结合，讨论VFM在实际某类项目之中的应用和分析。
D. Tsamboulas等[47]提出了VFM评价和多指标分析法（Multi Criteria Analysis，MCA）相结合的评估框架，首先进行成本效益分析（cost-benefit analysis，CBA），再计算PSC进行VFM分析，若物有所值后再运用MCA法进行定性分析。伊超[48]分析了目前国内以项目立项和可行性研究为主的PPP决策、审批等流程以及决策机制的现状和问题，结合对英、澳、新加坡等国家VFM评价的对比分析，针对非自偿性PPP项目建立了VFM评价流程和项目决策机制。PSC的构建部分以澳、港、南非进行对比梳理，选择了澳大利亚的PSC体系；定性评价部分则采用层次分析法确定各项指标权重。袁竞峰等[49]通过分析各国家和地区的VFM评估方法，提出了适合我国的VFM评价方法，设计了VFM定性评价问询表，并明确了VFM的定量计算方法，并结合南京市的一个案例进行了物有所值分析。
汪金敏[50]以地下管廊的建设为例，进行了物有所值分析，并强调了其重要性。张水波等[51]基于物有所值理论，将其应用于代建制框架模型的建设。钟云等[52]通过对VFM的理论研究以及对国外VFM评价的对比和流程，提出了针对水利工程项目的VFM决策评价方法，包括五个阶段的评价流程并详细介绍了PSC的计算过程。王盈盈等[53]针对城市轨道交通PPP项目，构建了VFM体系，分析了PSC和LCC的构成，得出其计算公式，并提出了轨交项目的谈判核心参数。
1.3.5 VFM的不足及修正
目前国际上没有统一的VFM评价方法和流程，各个国家和地区的评价方法都有其优势和劣势，国内外学者针对VFM评价的问题和不足进行了分析，并提出相应的修正和建议。
Wei PENG[54]等阐述了现有VFM分析的弱点和不足：专注于成本控制而非价值最大化、风险定价困难、PSC假设以及不能预测或限制私人部门的激进策略。彭为等[55]以澳、英、加、美等国案例为基础对VFM评估进行对比，认为采购成本的比较是项目决策的重要依据。并对所包含的项目回报、社会福利、外部性、风险转移四项假设进行了定量和定性分析，提出了物有所值评估的不足。苑红等[56]认为现有的定性定量评价均不成熟，VFM没有决策支撑意义，缺乏可操作性。金永祥[57]提出了VFM应用中财务数据量化困难、体制问题、PPP项目不规范等问题，认为VFM可以用于强调竞争或变为后评估工具。
2. 城市轨道交通项目
2.1 城市轨道交通项目相关研究
城市轨道交通项目作为目前城镇化大趋势下发展的必然结果，学者对其特点、优势、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等进行了诸多研究，并有多数研究关注于项目的经济评价，强调城市轨道交通项目的合理决策和应用。
郝成[58]对国内外城市轨道交通行业现状进行了介绍，城市轨道交通项目分类包括：地铁、轻轨、市郊铁路、独轨、有轨电车等，并认为城市轨道交通项目具有准公共产品、外部效应、规模经济等特性，属于准经营性的城市基础设施，并对其进行经济评价研究。韩春素[59]以石家庄为例，分析了城市轨道交通项目的经济和社会效益，强调了城市轨道交通项目为社会带来的八大效益：优化城市布局、提高城市运作效率、节能减污安全、节约土地资源、提高沿线土地价值、拉动经济增长、增强城市综合实力、促进科研发展。陈福贵[60]提到城市化迅速发展引起的一系列问题促进了城市轨道交通的发展，具有运量大、速度快、安全准时等优势，是解决城市交通供需矛盾的良好举措，并认为对项目做出合理的经济分析论证以促进项目决策是十分必要的。林芳[61]介绍了城市轨道交通项目的特点和优势，运用费用效益分析、影子价格、敏感性分析等方法，针对城市轨道交通项目进行了国民经济评价，强调了城市轨道交通项目发展的意义和价值。
2.2 PPP模式在城市轨道交通项目中的应用
城市轨道交通项目具有投资量大、收益低的特点，是准经营性项目，因此其投资建设面临困难，结合PPP模式的特点和优势，PPP模式在城市轨道交通项目中的应用逐渐兴起。国内的研究关注于城市轨道交通类PPP项目的发展和现状研究，阐述PPP模式应用于城市轨道交通项目的优势，同时多以案例为线索分析项目成功的要点和失败的经验教训案例中常见的为北京地铁四号线项目和伦敦地铁项目，并以此为项目的未来发展和建议。
张璐晶[62]分析了目前城市轨道交通PPP项目投资巨大，发展迅猛的现状，提出了PPP项目落地的五大难点：社会资本的回报，土地政策，地方政府融资，政策不统一，风险评价问题。李静华等[63]讨论了城市轨道交通项目的特性：资本密集性、沉没成本性、外部性和自然垄断性，并结合北京地铁四号线为例进行了案例分析。孙玉恒[64]梳理了PPP模式在城市轨道建设中的应用流程共七步骤，认为应当促进城市轨道交通PPP项目的大力发展。郝伟亚等[65]以北京地铁M号线为例，分析了城市轨道交通PPP项目成功的要点：投融资结构和组合PPP模式、收益动态分配及调整机制、政府监管的法制化和体系化、PPP公司的股权结构和组织架构。贾丽丽等[66]对城市轨道交通PPP项目的风险进行了研究，运用熵权法、灰色关联理论等以最合理地进行风险分担。武树礼[67]介绍了社会先行资本（SOC）和财政投融资理论，认为PPP可以提高财政投融资水平，并以北京地铁四号线为例研究了城市轨道交通类PPP项目建设的要点：加强顶层建设、推进票价调整机制等。杨莉姍[68]基于杭州地铁一号线分析了PPP模式的发展现状及改进策略。张永凤等[69]认为地铁项目是准经营性公共产品，并结合西安地铁发展现状提出了发展建议。芦明一[70]认为PPP轨道交通项目融资可以加快项目进程及资产货币化速度、节省时间成本、提高生命周期效率、实习风险转移、提高工程质量及项目成功率等好处，也存在诸多问题和风险，并对英国地铁失败案例及北京地铁成功案例进行了分析，并提及了应当对城市轨道交通项目进行VFM分析。于娜莎[71]介绍了目前城市轨道交通PPP模式的现状，并对项目的现金流量进行了分析和明确。荣朝和等[72]对台湾高速铁路项目进行了财务分析，对其现状和财务危机的解决措施进行了详细介绍和数据计算，并提出了出现财务危机的几项原因：不健康的财务结构、需求水平及增长困难、高铁车站距离远、商业开发不成功。Trefor Williams[73]分析了伦敦地铁的失败原因：缺少管理数据、合同周期长、政府部门负担私人部门债务、风险转移存在问题，并认为轨道交通PPP项目应当控制项目范围，避免项目体量过大带来的诸多问题，由此加强竞争、减少风险和财政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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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综述（或调研报告）：
1. 物有所值评价（VFM）
物有所值评价（Value for Money，VFM）作为采用PPP模式的三项基本评价[1]（即物有所值，承受能力和风险分配）之一，用以判断采用PPP模式的必要性，在PPP项目的决策中有非常重要的作用。
1.1 物有所值的概念
“物有所值”理念兴起于上世纪90年代的英国，与新公共管理运动密不可分[2]。英国审计署（NAO）将其定义为最优化利用资源以达到预期结果，而并非只是实现最低价格[3]。为了实现物有所值，有3E原则：节约（Economy，spending less），效率（Efficiency，spending well），效果（Effectiveness，spending wisely）[4]。姜爱华认为物有所值关注全生命周期成本，是所有采购追求的目标[2]。而PPP范畴下的物有所值主要是一个相对概念，即将PPP模式与政府传统采购模式进行对比，通过假设效果相同比较投入的多少，或者假设投入相同比较效果的好坏来判断哪种模式更加物有所值[1]。
目前对于PPP项目的物有所值，国际上并没有统一的定义，各个国家和地区对VFM都有各自的定义：
表1 各国家和地区对于物有所值的定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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