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代背景下的乡村祠堂文化传承与活化利用——基于对浙江嵊州马家村马家祠堂的调研与思考文献综述

 2022-08-16 18:17:44

关于宗族祠堂问题研究文献综述

摘要：近年来，国内的学者对祠堂文化掀起了一股“祠堂热”。20世纪初至今关于宗族祠堂的研究逐渐在深入。以嵊州马氏宗祠为研究对象，借鉴国内外学者对宗族的发展史、发展状况及其原因的分析做一总结，结合马氏宗祠自身发展特点，进一步挖掘祠堂的功能和最佳存在模式。

关键词：宗族；祠堂、家族、活化利用；探讨

国内外学者对于宗族、祠堂问题进行了大量的研究，在理论和实务界都取得一定的成果。关于宗族的研究，主要在社会学、历史学、人类学、政治学等领域中体现较多，祠堂被认为是了解一个地区历史演变、社会变迁、家族变迁的最好的研究对象。

早期的学者主要的研究领域是在乡村社会的变迁上，一般是从家族婚姻、族群生活状态切入，再深入到宗族这一概念。1985年，中国学者费孝通在《乡土中国》[1]中提出了“差序格局”，来描写中国乡村社会结构。这与西方社会以个人为本位不同，费孝通先生以宗法群体为本位，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以亲属关系为主轴的网络关系，这是一种差序格局，在这种差序格局中，以个人为中心，按照亲疏远近的关系围绕着这个人有一张网络。社会学家杨懋春先生的著作《一个中国村庄：山东台头》[2]对古老的农业区——台头村的位置、家庭的构成、婚姻状况、孩子培养、村际关系等具体问题进行了详细的描述。作者没有按照政治、经济、文化宗教等基本因素来平铺直叙，而是以台头村的家庭活动和家庭成员的相互关系为起点，然后扩展到以村庄为核心的活动及各个类村庄组织的相互关系，最后再扩展到村庄之间的相互关系和活动。作者把家庭看作是“家庭成员、家庭财产、家庭牲畜、家庭荣誉、家庭传统和家庭神祗构成的复杂组织，家庭还应包括还未出生的后代和早已死去的祖先”。从作者的论述中可以看出乡村存在着等级差异，包括社会地位差异、性别差异、宗族姓氏差异、宗教差异等个方面。这些差异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村落的居住区划和村民的价值观念和风俗习惯等方面。[3]我国思想家梁漱溟先生的《乡村建设理论》[4]中从历史学的角度以文化社会学的分析来观察中国乡村社会结构。著名的人类学家、社会学家林耀华先生通过回忆他在家乡福建省的生活经历，用小说体写成了《金翼：一个中国家族的史记》[5]一书，他运用功能主义学派新论（平衡论）来描述两个农村家族兴衰的历史过程，集真实性、历史性和理论性为一体，包含了亲身经历和家族历史。书中所描述的两个家族在面对社会变迁所带来的机遇和挑战时所做出的不同应对方式，包括从农业到商业，从经济到文化乃至政治等方面，看似仅仅是一个家族的历史兴衰，实则是从微观到宏观，是对一个地区的社会和家族体系的缩写。时任太平洋学会会长的腊斯克教授（B.Lasker）为该书作序，在序言中说道：“在中国，权威和责任是由在今天看来颇为独特的传统关系所制约的...中国的家庭仍然行使着在西方国家早已被其他机构取代的职能。”庄孔韶教授在其导师林耀华先生《金翼》之后，再回访金翼之家，写成《银翅 中国的地方社会与文化变迁》[6]，书中运用反观法和文化直觉主义解释了金翼之家的复兴之路。近代中国变化很大，不论是西方思想的传入，还是本土自身的发展需要，都在推动农村的改变。随着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提出，各地纷纷积极响应，加上国家对传统文化的大力提倡，宗族文化再次成为农村社区文化的一大特点，这就给东南沿海一带的祠堂提供了一个很好的生存条件，祠堂的身份得到相应的转变，学者们的研究方向渐渐转向了乡村里的祠堂重建、宗族复兴等问题。

周大鸣教授在他的著作《当代华南的宗族与社会》中谈到学术界关注宗族的原因有两点，一是宗族本身的基础性，它是中国传统社会的基本单元，是研究中国社会的一个切入点。二是宗族具有其社会整合功能，对建设小康社会有不可代替的作用。作者认为从宗族发展历程的衰落乃至瓦解到复兴，这其中有其内在关联。因为社会成员可以从宗族中获得物质的充足和精神的额满意，只要环境许可宗族就会重生与发展。在第六章中，作者得出宗族观念和族群意识具有稳定性和延续性，不会仅仅因为其物质载体的消失而不复存在；宗族冲突与国家政治的关系有其两面性，当宗族冲突没有危机统治利益时，国家可能会放任自流甚至加以利用。这点很好地解释了当今祠堂再次恢复发展的现象。第十三章说明经济贸易活动与宗族复兴的互动关系。[7]一个地区的经济发展对当地宗族具有重要的影响，当地人在经济上有了一定的成果时就会自发性地带动族人推动祠堂的发展，安徽、广东、福建的大多数祠堂都是这种情况。冯尔康先生将我国的宗族分为五种特征，分别是传世久远；形态多变；成员日众；功能转换和影响深远。种族具有四个要素：一是男性血缘系统人员关系，而是家庭为单位，三是聚族而居或有相对稳定的居住区，四是组织原则、组织机构和领导人进行管理。[8]他在《中国宗族史》[9]中又谈论到祠堂的功能主要是合族，即族同一血缘纽带族人通过的祭祖从而团结一致，另一个功能则是报恩，后人取得一定的成就应是受到祖先的庇佑。

除了研究宗族的功能，近两年有许多学者对祠堂建筑关注也较多，他们研究的对象主要集中在安徽、江西、江浙、福建等地区，其中从工业技术、历史、地理角度研究的占多数。例如《安徽建筑大学学报 》2017年发表的《皖西祠堂建筑特征探究》[10]，《山西建筑》中的《岑溪市广府式祠堂建筑特色初探》[11]，《徽州社会科学 》中的《徽州建筑——祠堂民居》[12]

近几年学者们都开始在思考祠堂文化日益兴起的背后是什么在主导其发展，这种突然的祠堂热会不会持久，将会带来什么影响，祠堂的今后走向又会是怎么样的。《前沿》杂志在2012年出了一篇题为《关于祠堂文化在社会主义新农村文化建设中的思考：以从化市祠堂为例》[13]的文章，阐述了在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这个大背景下该如何继续让祠堂更好地发挥其价值。《祠堂的功能转换及出路探索》[14]提出祠堂正在经历着地位边缘化、功能单一化、认知功利化、功能时代化的过程。苗云长在《祠堂的重建》[15]中提出了替代性组织的概念，描述了河南中部的一个家族在当代背景下重建的过程，展示社会转型期宗族文化的传承与变异，“当代家族的重建不仅是在社会转型期个体特殊心理需求的反应，也是新时期社区与国家关系的重构——社区与国家关系的再生产。”陈壁生一潮阳区“四序堂”为例，他观察到在当地祠堂种种制度的创新，发现与过去传统的宗族并不一样，形成了新的宗族共同体，这应该是传统制度与现代社会的结合。[16]华中师范大学的卢燕从祠堂的“公共性”来切入，把祠堂看作是“公共文化空间”，并结合政治学来研究，作者从传统时期、集体化时期、改革开放以来三个时期，以“国家——社会”理论视角为观察点，探讨祠堂功能变迁逻辑，总结在新形势下，建设农村文化空间的方法。[17]在《Journal of Rural Studies》中的《治理农村文化：当代中国宗庙的机构、空间与再生产》这篇文章中，作者从一个新颖的视角来看待当今祠堂的转变，他认为祠堂被改造成文化礼堂、老年活动室、纪念馆等建筑既受到特定的农村社会空间关系的显著塑造和制约，另一方面由受到统治机构的意志限制。因此当代祠堂的复兴并不只是简单地是一座建筑物的重建，更多地是在其重建身后是人民与国家的互动。[18]

学者们对宗族、家庭、祠堂、社区等问题都有了详细的探究并取得了很多有意义的结论。由于中国乡村的村民与宗祠的千丝万缕的关系，不论是利益还是什么原因，都绕不开宗族这一特有的结构，加上国家对于文化发展的推动，使得祠堂又一次迎来了复兴。从嵊州市的祠堂改造情况来看，大多数祠堂都被改造成老年活动中心，例如李氏宗祠、卢氏宗祠等，马氏宗祠被改成了文化活动中心。这点与相关学者所说的不谋而合，但实际上经改造以后的祠堂的功能是否得到使用或者与从前相比作用是否增大还是值得继续探讨的问题，本文会对此问题进一步探讨。

剩余内容已隐藏，您需要先支付 10元 才能查看该篇文章全部内容！立即支付

以上是毕业论文文献综述，课题毕业论文、任务书、外文翻译、程序设计、图纸设计等资料可联系客服协助查找。

您可能感兴趣的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