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明代宁波市舶司之废立文献综述

 2022-08-18 09:24:07

试论明代宁波市舶司之废立

摘要：明朝前期，市舶司作为官方控制和垄断海外贸易的工具，体现了明政府对外的封闭态度，而随着“争贡之役”与宁波市舶司的停罢，最终促成“嘉靖倭患”的发生，使明政府部分开放海禁。因此在明代整个海外贸易的发展与变化中，宁波市舶司不可谓不重要。但这一时期市舶司的相关研究，多于明朝的朝贡贸易及海禁视角下提及，以其为研究主体的学术成果较少，论及宁波市舶司的也不多见。因此，于历代宁波市舶司的沿革、明代宁波市舶司的变化等方面仍有进一步探究的空间。

关键词：宁波市舶司；明代；争贡之役；海外贸易

一、文献综述

（一）明代宁波市舶司研究成果的概况与分析

在我国海外贸易史上，明代是一个极其重要的朝代，它经历了我国海外贸易由盛转衰的主要过程。以“嘉靖倭患”为分界线，明代的海外贸易大致可以分为两个时期，一是明代前期（1368—1566）的朝贡贸易时期，二是明代后期（1567—1644）的私人海外贸易时期[1]。

明朝前期，明朝统治者为了防止海内外势力相互勾结、维护自身封建统治，实行闭关自守的海禁政策，对海外贸易进行最大限度的控制和垄断，执行以“朝贡贸易”为主的官方贸易，且对民间私人贸易也严加禁止。而市舶司在明代前期作为官方实行朝贡贸易的专门机构，由于明朝统治者对海外贸易所持的封闭态度，其在设置上虽然继承了前朝的做法，但其职责却从宋代的“掌番货、海舶征榷贸易之事，以来远人，通远物”[2]，转变为“掌海外诸蕃朝贡、市易之事，辨其使人表文勘合之真伪，禁通番，征私货，平交易，闲其出入而慎馆谷之”[3]，成为官方控制和垄断海外贸易的工具。

在明政府厉行海禁的情况下，民间的私人海外贸易长期被视为“犯禁通番”，受到官府的残酷打击与镇压，因此官与民之间海禁与反海禁的斗争愈演愈烈，最后造成了“嘉靖倭患”。虽然“嘉靖倭患”的出现和当时日本的国内形势有关，长期的内乱和灾荒，使不少破产农民纠众来犯，构成了倭患发生的必然性，但也正是嘉靖时期的海禁严厉、海防不修以及王直海寇商人集团的勾结等原因，才使得此次倭患的危害程度异常惨重。于是在“嘉靖倭患”平息后，明政府改弦易辙，部分开放海禁，准许私人出海进行贸易，使明代后期的私人海外贸易得以发展。

但以往学界对市舶制度的研究，多集中于唐辽宋夏金元时代，明代相对较少。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以来，日本学者藤田丰八《宋代市舶司与市舶条例》[4]、桑原骘藏《蒲寿庚考》[5]等著作的问世，从市舶源流、宋代市舶的通商诸港口、市舶设置、市舶官制和市舶条例等方面论述了宋代市舶司的有关情况，开启了中国古代海外贸易管理制度研究的先河。迟至八十年代初，陈高华、吴泰先生合著《宋元时期的海外贸易》[6]，中国学者逐渐涉足这一领域的研究。随后，漆侠先生的《宋代市舶抽解制度》[7]，台湾学者李东华《泉州与我国中古的海上交通》[8]，李金明先生《明代海外贸易史》[9]，李金明、廖大坷先生《中国古代海外贸易史》[10]，陈高华、陈尚胜先生《中国海外交通史》[11]，黄纯艳先生的《宋代海外贸易》[12]，郑有国先生的《中国市舶制度研究》[13]，晁中辰的《论明代的朝贡贸易》[14]，杨文新先生的《宋代市舶司研究》[15]等论著均涉及唐以后海外贸易管理制度问题的探讨，他们或是在海外贸易的大课题下，涉及海外贸易管理机构的发展历程，或是从制度层面分析海外贸易管理机构的职能和作用，总的来说对各朝内市舶司的沿革与市舶司制度的演变有较为详备的叙述，使中国古代海外贸易管理制度研究进人一个新时期。但其对具体市舶司在各朝之间的沿革演变缺乏探讨，且明代市舶司制度未有专著，关于明代市舶司制度内部变化的研究相对薄弱，更多是在研究对外贸易时，讲述海外贸易管理机构在当时政策、环境下的表现和变化，而不是从这一海外贸易管理机构出发，研究明代的朝贡贸易与海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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