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隋唐五代时期宁波地区佛教寺院的发展——以阿育王寺为考察对象文献综述

 2022-08-31 10:00:10

试论隋唐五代时期宁波地区佛教寺院的发展

——以阿育王寺为考察对象

学界对于宁波佛教研究较少，于宁波佛寺甚至阿育王寺研究者甚微。

由于阿育王寺在历史上多次毁于火，学者对于阿育王寺的研究史料少而乱，多来自以下三本著作：由明代释傳燈所著的《明州阿育王山志》；明朝郭子章所著《浙江省明州阿育王山志略》；元朝袁桷等撰《延祐四明志（卷第十七 释道考中 鄞县寺院 禅院）》。《明州阿育王山志》和《浙江省明州阿育王山志略》作为阿育王寺山志是专门为其所著，内容详尽，是学界研究阿育王寺的主要的参考书目，但是由于成书时间距离六朝阿育王寺始建的时间远，在内容上的可信度存疑。《延祐四明志》撰于元代，作为一部地方志，其内容可信度较高，但著作涉及内容繁杂，范围广，阿育王寺在书中的记载所占的比重较少。对于阿育王寺的始建时间，学界存在两种说法：《明州阿育王寺山志》载：“晋武帝太康三年壬寅（282），有并州离石人刘萨诃，弋猎为业，病死，见一梵僧谓曰：汝罪重，应入地狱，吾甚悯汝。今洛下、齐城、丹阳、会稽，并有古塔及浮江石像，悉是阿育王所造，可勤求礼忏，得免此苦。既苏，改业出家，更名慧达[1]。”以此推断，阿育王寺广利寺始建于西晋；《延祐四明志》云：“阿育王寺为东晋义熙元年建[2]。”同时唐万齐融在《大唐越州都督府鄮县阿育王寺常住田碑》中记载：“阿育王灵塔寺者，晋义熙元年之所置也。”又在《大唐越州都督府鄮县阿育王寺常住田碑并后记赠答诗》[3]中也提到阿育王寺建置的时间为东晋义熙元年。以此，一般认为阿育王寺为东晋时所建的真实性较高。单从对于阿育王寺始建时间的记载方面来看《延祐四明志》的可信度的确要比《浙江省明州阿育王山志略》高，那么对于《浙江省明州阿育王山志略》的其他内容的可信度也是所有疑问的。

学界对于阿育王寺的研究多基于中日佛教文化交流。桑文磁先生于1991年在《宁波师院学报》先后发表了《阿育王寺与海外佛教界的往来》和《阿育王寺与海外佛教界交往的历史》，两篇文章内容相似，记述了从唐天宝二年（743），日僧荣睿与普照，来华邀请鉴真大师赴日，至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中日佛教交流的历史[4]。第一篇的记载更为详细，这是在现代少有的专门为阿育王寺所撰写的文章，但基本都是史实的记录少有评议且桑文磁先生认为阿育王寺始建于西晋太康三年，作为专门的学术著作，对于阿育王寺之始建的时间确定不够谨慎。张德华先生于2005年在《东方博物》上发表的《唐宋时期鄞州与日本的佛教交往》[5]，探讨了佛教文化的传播促使“海上丝绸之路”的发展。唐代鄮县(今宁波市鄞州区)成为中日两国交往的海上门户，日僧也主要经宁波明州港进出中国的情况。文章探讨了对唐宋时期鄮县与日交往、与日本佛教的因缘关系等，内容详尽，史料丰富，对于中日佛教文化交流扩充了内容，但其所写佛寺属于鄞县范围，所以并未特别突出阿育王寺的地位。1997年林正秋先生发表于《海交史研究》的《唐宋时期浙江与日本的佛教文化交流》[6]中说，唐宋是浙江与日本文化交流最频繁的时期，在中日文化交流史上占有重要地位，佛教文化的交流尤具特殊意义，其中也涉及到浙江多个佛教寺院，阿育王寺作为重要的一环其作用不可忽视。但此篇文章的佛教是以天台宗为代表进行中日文化交流，阿育王寺并非主打天台宗所以在整个篇幅的比重较低。1998年杨古城先生在《宁波党政论坛》上发表的《鄞县古寺与日本建筑国宝——东大寺》[7]对阿育王寺与日本东大寺寺院建筑方面的交流进行了阐述，点明了阿育王寺对日本东大寺重修后寺院建筑的影响。这也是从建筑方面，以小见大说明了在中外佛法交流过程中阿育王寺体现出的重要地位。同时频繁的往来促进了中日的友好关系，阿育王寺与日本东大寺正是作为友好关系的见证。

在中日文化交流中又以鉴真东渡为一重大的研究点。《鉴真的东渡与中日文化交流》是周一良先生在1963年《文物》期刊上刊登的为纪念鉴真大和尚逝世1200周年所写，距今也已经有50多年的时间了。周先生在文中主要写到在日本奈良时期中日文化交流的历史条件和有关鉴真东渡的一些问题略作探讨[8]。整篇内容以鉴真东渡日本后对日本文化的影响为主。2007年葛继勇相继在《扬州大学学报》发表的《鉴真东渡前的弘法活动与法进的出家受戒》、《鉴真弟子法进的东渡活动与lt;进记gt;》，都是以鉴真及其弟子为研究对象，研究内容不断深入完善，文章具体探讨了鉴真及其弟子东渡之路的过程，东渡日本后对日本佛教信仰甚至文化等方面的影响。其中阿育王寺在鉴真及其弟子东渡过程中所起到的作用也从中凸显。2007年日本学者中村顺昭发表了葛继勇译的《鉴真东渡及其影响》[9]，提到鉴真在到达日本后，受到了日本全民的欢迎，被尊为“大和上”主要负责教授戒律，被赐“唐律招提”[10]。其对鉴真东渡的评价很高，认为鉴真在中日佛教文化交流中作出了重要贡献。

另有很多关于鉴真的史料是由日本学者所著，如思詑所著《鉴真传》；真人元开著，汪向荣校注《唐大和上东征传》(中译本)在中日的影响是十分深远的，其中更是有多次阿育王寺的记录，“天宝三载，岁次甲申，越州龙兴寺众僧请大和上讲律受戒。事毕，更有杭州、湖州、宣州并来请。大和尚依次巡游、开讲、授戒，还至鄮县阿育王寺[11]。”“荣睿、普照等为求法故，前后被灾，艰辛不可言尽然其坚固之志，曾无退悔。大和上悦其如是，欲遂其愿，乃遣僧法进及二近事，将轻货往福州买船，具辨粮用大和上率诸门徒祥彦、荣睿、普照、思詑等三十余人，辞礼育王塔，巡礼佛迹，供养圣众，护塔鱼菩萨，寻山直出。州太守同宰及僧徒父老迎送，设供餐，差人备粮送至白杜村寺；修理坏塔，劝诸乡人造一佛殿，至台州宁海县白泉寺宿。”“普照师从此辞和上向岭北去，至明州阿育王寺。是岁，天宝九载也。”；木宫泰彦的《日中文化交流史》。日本学者大平聪在1993年发表的《天平胜宝六年的遣唐使与五月一日经》中提到“鉴真一行至日后不久，一招鉴真所带来的经书展开的校经活动十分热闹[12]。”指的就是鉴真将智顗大师的诸多著作，如《法华玄义》、《法华文句》和《摩诃止观》等天台宗三大部带到了日本，这也将天台宗传入到了日本，这也肯定了鉴真的贡献。可见日本对于鉴真的重视。

另外，戴松岳先生于2007在《宁波通讯》中发表的《东南佛国显灵光——宁波佛教文化探寻》[13]，全文分成五个部分来探寻宁波佛教文化。由于历任宁波高管大都信奉佛教，宁波的佛教佛寺得以发展。在“名僧与名寺的相得益彰形成了佛学兴盛和广泛影响”中，介绍了宁波的主要寺院和高僧。又因为世家大族的捐赠参与增强了佛教寺院的综合实力和社会影响。加之，宁波特殊的地域文化背景扩大了佛教信仰的文化基础。最后由于中外佛教文化的交流确立了宁波佛教的国际地位。徐季子先生于1984年在《宁波师院学报（社会科学版）》上刊登的《明州佛教》[14]，介绍了佛教文化，宁波的第一座寺院——普济寺，天下禅宗五山第二——天童寺，天下禅索五山之第五——育王寺及天下讲宗五山之第二——延庆寺，对于这几间名寺的解释十分详细。沈思先生在《千年古刹阿育王寺》[15]中，主要讲述了新中国成立初期（1949年—1954年）阿育王寺的在土改和管理体制改革下的发展，但内容较为简略，缺少史料文献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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