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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媒体对老年人的赋权问题研究》文献综述
赋权（empowerment）所涉及的研究较为广泛，作为一个研究课题，它跨越多个学科与多个方面。最开始，赋权更多的是在社会学与心理学的相关文献中出现，常常以团队赋权（Team empowerment）、心理赋权（Psychological empowerment）等概念相联结；由于赋权的实践过程与媒介技术以及信息传播息息相关，因此它后来也较为频繁地出现在传播学的文献之中。甚至，由于赋权往往发生在具体组织当中，涉及组织成员的分工、协调、调配，赋权的概念也会出现在管理学相关的领域之中。
国外学者研究赋权较早于国内，上世纪后期就开始出现赋权的相关文献，学者RODWELL于1996年就曾对赋权的概念进行过分析和梳理。[1]他强调，赋权理论植根于60年代的社会行动意识形态（social action ideology）以及70年代的自助观（self-help perspective)，后来，赋权则被应用于对保护（prevention）和社区介入（community intervention）的策略讨论中。我国在改革开放后才逐步进入关于赋权理论及其实践的研究，而今，更多的学者开始着眼于对媒介赋权的探讨。
关于赋权研究一般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其一，赋权的技术手段；其二，赋权的对象：其三，赋权的效用；其四，赋权的具体实践及其调查方法。
纵向对比赋权的技术手段发展，横向对比赋权的技术的作用过程，才能够发掘出技到底是如何嵌入整个社会结构之中，深入人们的生活细节，影响人们的思维和行动。如沙垚、张思宇所著的《公共性视角下的媒介与乡村文化生活》[2]正是通过对媒介技术在乡村的变革，从而开掘出媒介赋权的历史脉络。但该篇文章只对历史沿革的媒介技术进行纵向对比，而缺少对同一时期的媒介生活的共识性研究，因此并未做到能够开掘出媒介赋权更深入的社会政治结构。
陈静静、曹云、雯张云霄三位学者所著的《赋权，还是去权？一个藏族村庄中的传播、权力与社会身份》[3]以四川甘孜地区的几个藏族村庄作为研究样本，对村民进行深度访谈，对乡村生活进行参与式观察。该文章以访谈的方式既了解到藏村那些不会被记入正规文献中的历史细节，又了解到了藏区老年人对于媒介技术的反应和承受度；而参与式观察的方法则深入各个家庭的媒介生活。例如其发现，手机在藏区家庭里是如何从个人收发信息的媒介变成全家范围内公共的通讯设备的，而一台电视机又从一个家庭的公共娱乐设施变成孩子的个人工具，这正是建立在对参与式观察结果分析之上所得出的有力结论。
在新媒体时期，许多研究着重新媒体技术的发展，却忽视了技术所承载的内容，使赋权理论倾向于是由上而下、由外而内的的外部赋权、被动赋权。学者杨绍婷与郭晓安所著的《视觉传播时代的图像赋权: 研究理路、展演策略及实现路径》[4]则着重依托媒介技术的的图像叙事在弱权群体身上的发生，从而理出一条由内而外的、内部的、主动积极的赋权逻辑。
从赋权的对象入手，我们就会发现，现存的文献对相当多的群体做过相关的研究。关于赋权的对象可以大致分为集体和个人，大至一种性别群体（例如女性赋权）、年龄层群体、阶层、性少数群体等，小至某个公司的员工群体、弱小族群、部落等。这其中既要考虑到整个群体的利益表达，也要考虑到作为集体微小细节的个体，其在整个组织（organization）当中的的赋权感受。因此，有的学者将赋权分为动机性概念和关系性概念，从而分类从个体心理和社会关系去界定的不同赋权概念[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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