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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国内外文献对共情传播的研究
共情即同理心，理解他人的心情感受。在吴飞的《共情传播的理论基础与实践路径探索》一文中解释了共情是一个人能理解另一个人的独特经历，并对此作出反应的能力。一般认为，共情是人类根源于基因的一种天赋：共情不是一种情绪，也不是一种感受，而是人类与生俱来的一种能力。霍夫曼认为心理学家以两种方式定义共情，一种是将其定义为一个人对另一个人的内心状态的认知觉知，一种是将其定义为对另一个人的替代性情感体验。每个人的共情和感受力是不同的。所谓“物以类聚，人以群分”正说明了共情比较容易产生在认同度较高的群体内部。
在唐宁和唐然的《共情理论视阈下重大突发事件微纪录片的试听》一文中，对传播学视角下的共情进行了分析，共情是传播者与受传者策划、表达、共鸣、获得、反馈的系统历程。传播过程也就是共情过程。传播者经过策划、选择、设计，将有关内容传播给受众，与此同时，传者与受者在沟通、交流后引发共鸣、反馈等，进而呈现共情性，其过程中的情绪共情和认知共情成为传播效果的重要组成部分。为提升共情性、增强共情力，传播者与受传者都需要及时而果断的换位思考。
在张茹月、陈孟南、王亚杰的《从《后浪》出圈谈新媒体中的共情传播机制与引导策略一文]中，提到了共情传播的引导策略。一是明确受众，寻找共鸣，传播要取得理想效果，就要明确传播对象，在把握对象特点的基础上制定有效的传播方法。二是营造共情传播场景，广泛传播形成的共情环境，更能引起广泛的情感共鸣。三是运用“母题”引发共鸣，抓住关注度、讨论度较高的话题进行情感拓展，从而达到共情传播的效果。
2.国内外对乡村文化的研究
对于乡村文化概念的界定，王俊霞在《网络化背景下特色小镇的跨文化传播研究》一文中说到学者们通常会根据自身的学科背景和研究目标来界定乡村文化。乡村研究领域的泰斗费孝通习惯用乡土文化意指乡村文化，认为乡村文化的独特性就在于它是从乡土中孕育而成的。在农村社会研究学中则通常将农村作为整个社会的一部分来考量。通过强调文化的主体——农民，文化的使用渊源——小传统，来界定乡村文化的独特内涵。此外也有从理性的经济学来界定乡村文化。广袤的乡村是中国文化的发源地，中国的传统文化本质上说是乡村文化，传统乡村文化研究隐含在对中国文化研究之中。
胡映兰在《论乡土文化的变迁》中认为农民在同一片土地上长期共同生活中形成的特有的生活方式和观念体系。她从表层结构、深层结构和意义结构等方面创造性地将乡村文化分为乡村物质文化、乡村规范文化和乡村表现文化。
卢渊、李颖、宋攀在《乡土文化在“美丽乡村”建设中的保护和传承》一文中认为乡土文化的形成有很深的历史渊源，因此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继承性和传播性更强。它作为中国社会文化的一部分，也担负着传递传统知识的实际作用，是维系农村经济、文化和道德发展，农村社会平稳过渡的精神纽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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