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关于网络舆论的研究缺少对具体案例的分析
国外关于舆论的研究比较早，目前，关于网络舆论的研究集中在政治学、传播学、心理学等领域，美国的研究以实用性为主。其中以李普曼的著作《公众舆论》详细阐释了舆论与民主的关联，是舆论研究的经典之作，对当下研究网络舆论依然有借鉴的价值。
德国法兰克福学派的哈贝马斯在其著作《公共领域的结构》一书中论述了公众舆论的发展历史、概念，强调民意与舆论的一致性。桑斯坦在《网络共和国》中提出“群体极化”概念，认识到网络对民主社会的负面影响。近年来，国外关于舆论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政治和民意调查，例如Xiuying Pei（2014）《从遭遇到参与——考察社交媒体时代的政治参与》；Ozan Kuru，Josh Pasek，Michael W. Traugott（2017）《民意测验可信度的动机推理》等
从国内研究来看，匡文波、周倜在《2018 年网络舆情的特征研究》（2019）中发现，两微”平台的舆情生成与传播天然具有碎片化、情绪化、非理性倾向，负面舆情占比高，谣言传播广的特质。余红在《互联网时代网络舆论发生机制研究》（2016）中发现，网络中蔓延的不信任心态、网民对某一客体的刻板印象以及情绪宣泄的初衷都是网络舆论的隐患。
翟明杰在《浅析新媒体语境下网络舆论形成的心理机制》（2018）中以“心理场”理论对舆论形成的心理层面进行分析，认为舆论是由两种或多种不同的意见相互碰撞而形成的，其背后潜藏的却是一种心理失衡现象。乔春霖在《热点事件的网络舆论传播研究——以“江歌案”为例》（2019）中分析了江歌案的舆论传播特点，总结出以下特征：微传播汇聚大力量；标签化和情绪化相互促进；负面或偏激评论激起共鸣。谭轶涵在《微博意见领袖的舆论引导作用探究——以“杨超越网络走红”现象为例》（2019）中认为微博意见领袖在舆论引导方面存在着不考虑后果、极端主观化、重视自身利益、“一边倒”的问题。李晓在《浅析舆论热点事件中的网络群体特征》（2020）中提出，在舆论热点事件中网络群体呈现出共情性、本我性、身份焦虑性、盲从性和无组织性。
纵观以上研究文献，可以发现对于“网络舆论”在国内外已经取得了比较丰富的研究成果。但我国网络舆论方面的多数研究都是从宏观上集中于理论层面进行研究，大部分研究成果趋同，缺乏创新性。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网络舆论的传播规律、网络舆论的生成和演变特点、网络舆论中的主体、客体以及载体的关系。忽视了结合具体的案例和文本进行分析，难以充实。
二、关于舆论场域的研究欠缺对个别现象的研究
从国外研究来看，西方学者研究方向比较集中于舆论与其他学科的交叉研究。“场”的概念起源于物理学，由心理学家库尔特·卢因最先援引至社会学科。卢因在《拓扑心理学原理》中从心理学的视角，提出B=f(P,E)的关系函数，即心理场域，认为个人的一切行为都随着个体和（心理）环境的变化而变化。
布尔迪厄在《论知识分子场及其创造性规划》中最先提出场域理论，他认为场域是一个内嵌冲突与博弈的空间，既是一个力量场，也是一个斗争场。此后他又将场域理论和媒介研究结合在一起，在《关于电视》中提出了电视场和新闻场的概念，并将这些概念整合成媒介场的概念。本森和内维尔在《Bourdieu and the Journalistic Field》（2005）中充分阐释了媒介场域范式的基本理论偏向。近年来仍有不少广播场、新媒介场、融媒体场等新概念不断出现，而这一些“场”与“舆论场”的概念在一定程度上不谋而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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